我国2013年底实行认缴制改革后,股东出资的契约性显著增强,公司资本的充实更加依赖于股东“自觉”的商业信用操守。然而我国司法实践中因股东“认而不缴”而引发的诸多出资纠纷似乎表明,我国当前社会信用诚信体系尚不能匹配认缴制路径的高要求。在认缴制下,由于管制色彩浓厚的股东出资行为转换为私人意思自治主导的契约安排,股东出资责任的妥当构造就将成为股东私人出资承诺能否得到切实履行的关键。出资责任规制作为事后监督措施的关键内容,能对股东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出资承诺的违约行为起到威慑和抑制效果。股东出资违约责任并不是一个专有公司法名词,我国传统公司法观点将其作为股东瑕疵出资责任体系的下属概念,与资本充实责任并列表述。笔者认为,股东出资违约责任作为因股东自己的出资失信行为而被追究的出资责任,不同于发起人或股东因他人的出资失信行为而被追究的资本充实责任,股东出资违约责任可谓是股东瑕疵出资责任体系之基础。若股东出资违约责任能充分发挥其督促股东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规则目的,就无需再去适用资本充实责任。因此,本文将围绕“股东出资违约责任在认定和适用中的现实问题”展开探讨,并对相关争议进行界定和分析,以期在认缴制下能够更好地发挥股东出资违约责任的事后监督作用,从而督促股东切实履行出资承诺。我国公司法第28条第2款和第83条第2款分别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和发起设立的股份公司发起人“未按前款规定缴纳出资”时的“违约责任”,然而这两款法律条文仅明确了股东出资违约责任的责任主体包括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和发起设立股份公司的发起人,对于完整描述股东出资违约责任这一规则而言,是远远不够的。立法的简略必然会导致司法实践的混乱。本文通过实证分析的方法,主要总结了我国司法实践在认定和适用股东出资违约责任时的四类主要现实问题:股东出资违约责任的适用范围不明确、股东出资违约责任认定依据不一致、股东出资违约责任相对人错位、股东出资违约责任承担方式单一。这些现实问题表明,我国当前的股东出资违约责任规则是“残缺”的,亟需从理论和立法层面对其进行明确和完善。因此,在综合学者观点和域外相关立法经验的基础上,本文以“现实问题-解决对策”的总分结构,围绕股东出资违约责任展开系统研究。分章节对四类现实问题从理论层面上追根溯源,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并加以论证,进而为我国公司法律完善关于股东出资违约责任的相关规则提供可行性参考。在此基础上,促使股东出资违约责任规则能够更好地实现其威慑股东全面履行出资承诺的规则目的,以期有效地解决和抑制认缴制改革后愈发严重的股东“认而不缴”等出资失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