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了高质量发展阶段，并购重组作为资本市场存量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在相关政策的支持以及上市公司本身转型等战略部署诉求的共同影响下，我国A股市场在2014-2015年经历了一轮并购潮，且大多数为溢价收购并确认了商誉，而非正常商誉会导致未来的减值，不仅对公司利润产生直接的影响，还会引发强烈的市场反应。鉴于商誉减值对公司本身，以及资本市场上的投资者都产生不好的影响，研究什么会影响商誉减值的形成，以防范其产生的恶劣影响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影响商誉减值计提的“账面价值”和“可收回金额”都受到董事会行为的影响，进一步地，董事个人特征又对董事会行为产生影响，而有会计师事务所背景的董事具备的财务会计和审计专长对估值决策和并购后子公司的经营决策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选择从董事的会计师事务所背景角度出发，研究其对商誉减值的影响。
　　本文首先对以往研究商誉及其减值、董事事务所背景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其次结合高层梯队理论、政府干预理论提出本文的两个研究假设，分析认为具有会计师事务所背景的董事由于具备了财务会计和审计专长，一方面在并购交易时对标的企业估值更加准确而减少商誉“账面价值”确认，另一方面在并购后子公司经营决策中提升子公司价值，增加“可收回金额”，从而减少并购商誉在未来减值的风险，而国有控股公司由于其决策的特殊性，有会计师事务所背景的董事发挥其专长的空间较小，减少商誉减值风险的作用更弱。然后设计回归模型，选取2007-2018年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商誉减值为研究样本，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董事的会计师事务所从业经历有助于减少并购商誉在未来减值的风险；（2）董事的会计师事务所从业经历减少并购商誉减值风险的作用在非国有控股公司中更加明显。此外，在稳健性测试中，一方面变更董事会计师事务所背景的衡量方法，发现董事曾任职的会计师事务所个数越多，并购事件所形成的商誉在未来减值的风险会越低，且在非国有控股公司中更明显；另一方面为排除盈余管理观的干扰，将企业划分为盈利和亏损企业，发现在盈利企业中上述结论仍然成立。最后基于本文的研究提出一些建议与启示。
　　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以往有很多文献研究了商誉减值的影响因素和董事事务所背景的经济后果，目前还没有文献将董事的会计师事务所背景与并购商誉减值联系在一起，而本文将两者联系起来，丰富了商誉减值的影响因素的研究，也丰富了董事事务所背景经济后果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