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逻辑是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的资本扩张逻辑。剩余价值一旦转化为资本，投入社会经济系统内部而使其自身得到增值，从而使整个经济系统不断扩张。因此，资本逻辑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深层动力，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运用资本力量、遵循资本逻辑的成功。资本逻辑是发展的逻辑，但并不一定是科学发展。资本逻辑容易导致资本扩张悖论。资本逻辑生成了迅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但又不断由这种资本扩张产生出无穷无尽的危机。它引起社会经济系统，社会结构、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一系列冲突和危机，最终造成资本扩张难以为继，资本扩张产生了阻碍它进一步扩张的力量--即资本逻辑悖论，如，“经济悖论”、“社会悖论”、“生态悖论”、“人的发展悖论”。如何克服资本逻辑悖论?　　 传统社会主义企图通过消除资本本身来克服资本逻辑悖论；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制度内寻求克服资本逻辑悖论；生态中心主义通过“零增长”来克服资本逻辑悖论，但这三种尝试均行不通。实际上，资本扩张悖论的根源是因为“资本只追求自身在资本的循环中不断增值，而没有使剩余价值回到人类自身，回到与人类生存发展相关的自然环境与社会文化环境中。由此，形成了社会经济的断层、自然资源与环境发展的断层和人类自身发展的断层，从而造成危机。”因此，克服资本逻辑悖论的途径不是消除资本，不是放纵资本，不是零增长，而是使资本扩张能够循环，使剩余价值回归人类自身，回归与人类生存发展相关的自然环境与社会文化环境的建设中。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在共产主义阶段“异化劳动”向人自身的复归，在《资本论》中所阐述的剩余价值的复归都是克服危机的解决方案。由于马克思当时所处的历史状况以及身处资本主义制度境遇决定了这种价值复归只能是一种构想，剩余价值的复归不可能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得到解决。这种价值复归的历史任务只能由社会主义来完成，而实现这种价值复归的路径就是科学发展观。　　 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过程就是寻求克服资本扩张悖论的探索过程，这一过程产生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生成逻辑，生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一方面是能够自动驱使剩余劳动转化为资本而投入到社会生产系统的市场机制，另一方面是能够驾驭和制约资本的社会主义力量，这种力量将资本的运行纳入到符合“三个有利于”的轨道，消除资本扩张过程中的负面作用，实现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科学发展观就是这种生成逻辑的体现。因此，如果说“资本逻辑”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深刻的矛盾和危机，那么“科学发展观”就是对资本扩张产生的种种社会危机的解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生成逻辑必然通过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来实现。这是科学发展观在社会经济结构上的体现。胡锦涛总书记2月3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专题研讨班上深刻地指出：“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表面上是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实质上是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只有结构性发展才是真正的经济发展。因此，只有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新型社会关系，生成新型经济结构，建立新型的劳资关系结构和所有制结构；利用巨额财政和税收进行经济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建立新型生态型产业结构；只有转变消费模式，实现消费结构的优化和升级，才能使我国经济真正实现科学发展。　　 传统发展方式排斥和拒绝科学发展观，实现科学发展观需要机遇。以资源消耗型的传统发展观对现存粗放型发展方式产生“路径依赖”，从而使得现存发展方式能够长期存在。想要转变它十分困难，往往需要借助外部效应，引入外生变量才能实现对其扭转。即使人们认识到传统发展观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低效率”的问题症结所在，但由于企业和产业“掉头”难，“掉头”会面临巨大的风险，甚至必须付出巨大的成本。有的地方政府和企业局限于眼前利益而难以转身，很难下决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很难真正实现科学发展观。因此，科学发展观的实现需要机遇，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需要强大的外生变量去推动。　　 事件经济与事件后经济是科学发展观的实现机遇与途径。事件往往是整个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诸多矛盾交汇、迸发与呈现。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建设过程中发生一系列重大事件，这些事件是推动科学发展观实现的途径，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提供强大动力。但事件逻辑本身具有强制性，容易使我们被动地遵循，被事件逻辑所牵制。只有把事件放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去研究，站在科学发展观的视角，看待事件逻辑和事件经济。只有将事件本身的逻辑纳入到科学发展观的总体逻辑当中，发展事件后经济，关注事件后经济的发展空间和经济结构性发展的路径，才能真正推动社会经济的科学发展。　　 办好上海世博会，是实现科学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上海发展的重要推动力。2010年上海世博会是一次全球性的聚会和世界性的事件，它将吸引192个国家和50个国际组织参展和海内外7000万人次游客前来参观。它不仅给参展国家和国际组织带来具大的经济效益，而且给我国和上海带来重大的发展机遇，扩大了国际交流与合作，重新整合配置了资源，细分了新的市场，催生了新兴产业，拓展了经济发展新空间。然而，世博会后经济如何发展?会不会出现悬崖效应，经济迅速下滑。基建、交通运输业投资是否会整体失速，迅速回落；与世博会相关的旅游、物流、服务业、会展业是否会全面萎缩，就业者是否会面临失业的风险?大量的场馆是否会闲置并出现资本过剩，更为严重的是，因良好心理预期而被推高的楼市、股市和汇市，是否因事件的终结而出现投资者择机抛售房产、股票，造成经济发展波动。因此，为了防止对社会经济发展造成大的波动，将“世博事件”纳入到我国与上海科学发展的战略轨道，根据世博会后可能留下的经济发展空间，未雨绸缪，做好准备，使经济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