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于20世纪中后期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并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世界主要经济组织和一些发达国家的金融监管当局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的法律制度与政策。我国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在实践中缺少专门的法律法规,在理论研究上还没有形成系统性研究。因此,对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问题的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紧迫性。什么是金融消费者,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如何对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水平进行测度,这是本文想要解决的问题。首先,本文界定了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相关概念,认为金融消费者是指为满足个人或家庭生活需要而购买和使用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产品或服务的自然人,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水平是指政府为达到保障金融消费者权益、维护金融消费公平和金融系统安全等多重目标所实施的各种举措的效果,也可理解为金融消费者的各项合法权益受到保护的程度。然后以消费者主权理论与“双峰”理论、信息经济学理论以及产业经济学理论为依据,深入分析影响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水平的内源性因素和外源性因素的构成及其对保护水平的作用机理。内源性因素包括金融可得性、政府监管和信息结构因素。金融可得性通过制度传导机制和教育传导机制对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水平产生影响。政府监管通过约束金融机构的行为,激励金融产品生产者提高产品质量,激励销售中介提高评估工作努力程度,并运用惩罚性赔偿对金融机构违规行为给予有力的震慑,以保护金融消费者的权益。信息结构通过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影响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水平,直接效应表现为非对称的信息结构导致消费者决策失误,或者产生逆向选择的“柠檬市场”,造成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水平下降；间接效应表现为非对称的信息结构削弱监管部门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力度,最终侵害金融消费者权益。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水平的外源性因素包括金融发展因素和金融稳定因素。金融发展、金融稳定的程度与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水平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的正效应和负效应,正效应表现为金融发展和金融稳定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条件,同时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也对金融发展和金融稳定有促进作用；负效应表现为金融的过度发展和过度创新有可能损害金融消费者的权益,同时对金融消费者的过度保护也有可能产生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伤及金融发展与金融稳定的根基。在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水平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理研究的基础上,对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水平进行测度。首先,利用目标分解法构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水平指标体系,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直接目标和间接目标的实现程度分别用内源性指标和外源性指标来反映,利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内源性指标和外源性指标的得分；其次,利用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法考量内源性指标与外源性指标之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两者间交互作用的动态关系；再次,用熵权法进行赋权,计算2005-2014年我国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综合指数,结果表明我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水平呈现逐年上升态势；最后,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2013年全球48个国家和地区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水平并进行排名。结果显示,欧洲、北美洲和大洋洲国家的排名普遍靠前,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的排名普遍靠后,而亚洲国家的排名呈现两极分化；另外,各国和地区在综合指数排名和各主成分要素指标的单项排名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失衡；测度结果还反映出我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水平不高,特别是监管要素的排名比较落后。我国应针对监管薄弱环节,加快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进程,完善监管主体设置,开展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国际合作。本文的创新之处：第一,将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水平的影响因素分为内源性因素与外源性因素,通过理论分析和博弈分析,深入研究金融可得性、政府监管、信息结构、金融发展和金融稳定等因素对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水平的作用机理；第二,与大多数建立在公共利益理论基础上的分析不同,本文建立了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监管的佩尔茨曼模型以阐释政府监管的内在动因,这种研究角度更加贴近现实；第三,构建了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水平指标体系,这是对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水平测度问题研究的一个补充,运用主成分分析、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熵权法等方法测算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综合指数,刻画了我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水平的发展趋势,并对我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情况进行了横向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