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话凭借幻想的翅膀，使常见的和罕见的、熟悉的和陌生的各种人物、现象与概念在童话的情境中散发出奇幻的光彩。自从童话成为一门独立的文学样式以来，它的独特性就一再引起文学研究者的兴趣，进行过多角度、多方面的探索，但是这种可贵的尝试却尚未在童话翻译领域中扩散开来。虽然童话翻译作品层出不穷，但是对童话翻译的研究却往往只局限于翻译家个人的经验之谈和文本对比，缺少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和考量。 接受美学的理论基础是现象学和阐释学，接受美学一方面发挥现象学关于文学文本未定点在读者阅读中得到具体化的思想；另一方面，则主要从文学史角度看文学的接受问题，集中考察文学在接受过程的各个历史阶段所呈现的不同的形态。作者——作品——读者所形成的总体关系中，读者决不是可有可无的因素，而从根本上说，文学作品注定是为读者而创作的，读者是文学活动的能动的主体。而在文学翻译中也包含从原作到译者的解读过程、译者到译文的翻译过程和从译文到译文读者的接受过程。原作必须有译者主动地、创造性地解读和翻译才能成为译语文化中的文学作品，而翻译文学作品还必须有译文读者主动参与方可完成，否则也永远只是一个半成品，没有什么生命力和价值。在童话翻译中，成人译者与儿童读者分别作为童话翻译中的读者出现。这两者在童话这种特殊文学样式翻译中所呈现出的主体性影响，势必将童话翻译研究的目光引向对接受者在翻译中角色的探究。 根据接受美学理论，本文按照其中对读者中心地位的肯定和前人将接受美学运用于翻译研究的成果，尝试着对译者与目标语儿童读者的童话接受对翻译或显性或隐性的主体性影响进行了分析，并对童话翻译提出了两个具体的假设：1.童话翻译中译者必然会经过有意识的视野调整才能与以儿童为天然接受者的童话达到“视野融合”，而这个调整的过程便是译者主动地、积极地解读文本，进而在具体翻译的过程创造性地体现出来的关键。2.虽然目标语儿童读者对童话译文的接受只有在翻译完成之后才能真正实现，但是儿童读者对童话翻译潜在的影响不容忽视。译者作为沟通的媒介将会使儿童读者与童话译本对话和交流体现在译文的具体构建过程当中。 本文选用英国剧作家、小说家詹姆斯·巴里的童话《彼得·潘》的三种中文译本为主要例证来源，即：梁实秋《潘彼得》，任溶溶《彼得·潘》，以及杨静远《彼得·潘》。梁译本出现于1927年，是中国翻译《彼得·潘》最早的版本，梁译文辞优美，把握得当，但毕竟距今已有几十年时间，梁在理解和具体操作上不免留有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接受特征。任溶溶是中国著名的童话翻译家，主张为儿童翻译，并始终贯彻童话翻译应该口语化，给孩子看的书应该是他们看得懂的，语言要优美。他的主张非常明显地体现在对《彼得·潘》的翻译中：简单化、趣味化、口语化。杨译虽然与任译出现时间相仿，却没有一味地站在成人视角将童话简化，而是站在儿童的视角将儿童心理、语言接受的发展性特点考虑在译者解读和翻译文本的过程中，对儿童读者的“期待视野”的预测和译文需面对的“儿童形象”的构建更加丰满而切合实际。本文基于对以上三种文本中例证的分析，很明显地看出童话译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童话文本的解读必然反映出其身文化、社会、意识形态等方面的主体性印记；同时对儿童读者的接受特点的把握也因人而异。 因此，文章最后得出如下两方面结论：译者在童话翻译中主体性的彰显是由童话本身的特点决定的——童话以儿童为主流读者，将游戏精神和幻想作为其必备的特征决定了其翻译不能随意等同于其他文学作品翻译的简单化，译者主体的创造性对于发掘童话精髓以及翻译出儿童能接受的好作品是必不可少的；同时，译者与儿童之间的关系应定位于平等对话的关系，只有在对话中，译者才能放下成人高高在上的训诫的架子，体会并传达童话的游戏精神并恰当地将教育功能寓于无形，实现童话交流的目的。 本文采用接受美学的分析方法，基于对童话本质特征和接受者特点的分析，论证了童话翻译中接受者的主体能动的地位，不仅系统地解释了译者和儿童读者对童话翻译所带来的理解和操作上的创造性，更重要的是，本研究将接受美学理论引入童话翻译，并认为童话翻译的原则应始终建立在主体对话的基础上，在儿童读者的接受和原文精神的传达中找到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