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是在金融领域中出现异常剧烈混乱后,金融风险集中、急剧性地爆发,并对经济运行产生破坏性影响的现象。随着近年来金融自由化浪潮兴起,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愈发迅速,世界各国爆发金融危机的频率也越来越大,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近20年里,较大规模的金融危机就有北欧金融危机、日本金融危机、拉美债务危机、亚洲金融危机以及最近的国际金融危机,小规模的危机更是不计其数。2008年9月,规模空前的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金融危机问题再度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这场危机也令人怀疑在现代金融体系下单纯依靠事先的防范已无法抑制危机的爆发,而有必要加强危机出现时政府的应急救助能力。面对日益频繁的金融危机,一方面各国需要加强事先的金融风险预警和危机防范意识,尽量从源头上防止危机的爆发；另一方面,考虑到金融自由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背景下预防金融危机的困难性,各国也应当完善危机爆发后的救助机制,这样即使政府没能制止危机的爆发,也能迅速在危机爆发后出台有效的救市措施。本文所定义的“救市”,并不仅仅局限于一般意义上的救市概念即政府对金融市场的救助,还包含了更广义的含义即政府在宏观经济出现问题时所推行的经济刺激计划。因此,研究金融危机中的政府救市,对于我国这样在国际金融危机中没有直接爆发金融市场危机但也实施了经济刺激政策的国家同样会有意义。然而,已有的研究中大多数都是在分析金融危机的防范问题,却较少有涉及金融危机中政府如何能合理救市的详细分析、论证,或是给出政府的最优救市策略。这或许是因为学术界长期以来一直在金融危机中政府是否应该救市的问题上存在较大的争议,没有在是否应当救市的问题上形成普遍接受的共识,所以就难以进一步地去研究最优救市策略。以凯恩斯学派为代表的政府干预主义和以古典主义学派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这两派在救市问题上存在的巨大分歧从20世纪中期一直延续到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关于本次危机中各国政府所推行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也相应地有着正反两方面的观点,支持的观点认为政府救市成功使经济呈现出快速复苏的迹象,而反对的观点认为大规模的政府救市埋下了未来的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隐患。由于在政府是否应救市问题上存在很大争议,因此本文的研究所首先要解答的问题即：从长期来看,金融危机中政府进行救市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因为只有通过利弊分析明确了政府救市的必要性,我们才能进一步地探讨救市的最优边界问题。本文将试图通过构建一个成本收益理论模型来研究政府救市对经济产生的积极效应和消极效应,通过对比救市的积极效应和消极效应,从理论上论证金融危机中政府是否有必要救市。同时本文还将运用结构突变、面板数据、VAR模型等计量实证方法对理论模型的分析结果加以检验,最终根据理论和实证分析的结果得出金融危机中政府是否有必要进行救市的结论。在分析了政府救市的必要性后,那么进一步的问题便是救市的合理边界是什么,即救市的最优规模估算问题。本文将运用最优控制方法,从理论上推导出了政府救市力度的最优边界方程；然后,我们还根据此最优边界方程,求解出本轮金融危机期间美国政府救市力度具体的最优边界,再从另一个视角求解中国政府救市的具体力度最优边界。最后,本文分析了当政府救市规模将要超出最优边界时,如何退出政府救市的问题。本文将主要基于我国的视角,并结合国际上的经验分析在后金融危机时期我国救市政策的退出策略。首先本文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中我国政府已实施的救市政策进行一番概述,然后再基于国内和国外的视角,运用广义脉冲响应函数等方法分析我国政府救市退出的最佳时机、次序和策略。本文的研究旨在解决以下几方面的问题：一是金融危机中政府救市的必要性问题,即探讨政府是否有必要在危机中采取救市措施；二是政府救市的最优边界问题,即政府在进行救市时采取何种力度能产生最优的救助效果；三是政府救市的退出问题,即政府救市规模将要超出最优边界时应如何确定救市政策退出的最佳时机、次序和策略。通过详尽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本文在这三方面问题的研究上都取得了一定的初步性成果,并给出了两种类型的政府救市各自的最优力度边界。本文的研究既是对本次国际金融危机中政府救市政策进行评判和总结,从实践上分析国际金融危机中各国政府救市的利弊和政策的得失；也是在为将来可能再度发生的金融危机提供政府救市政策的理论方面的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