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五行志》为汉代班固所撰，系中国正史之一——《汉书》中的一部志书，汇编了从春秋鲁隐公至西汉王莽七百余年间的重要灾异记录，同时选摘了西汉灾异学家对这些灾异的解说。从唐朝始，因被认为是对灾异与人事的“任意附会”，该文本就一直为主流观念所批判；时至近现代，受科学主义影响，灾异学说及支撑其后的阴阳五行观一同遭到了学界的否定。近年来，除对文本中的史料价值进行发掘之外，有学者从政治关系、道德教化等角度，试图重新认识该文本存在的价值。但这些少量的研究，大都拘囿于传统的帝王政治和道德伦理的框架，未能给予文本更多方位的理解和审视。笔者基于相关的人类学理论和视角，认为《汉书·五行志》是西汉儒家灾异学家出于避免社会危机、控制社会秩序的目的，运用阴阳五行观，将灾异与人事进行对应和关联，并使之标准化的一个文本。要深入“理解”这个文本的意义，除了剖析文本内容和结构之外，还需了解它所依托的社会政治、文化和信仰背景，并厘清交织其背后的群体行为动机，以及个体的利益诉求。在西汉帝国的时空中，尽管政权已由分散走到统一，经济也从凋敝走向复苏，但由于族群多样导致的习俗信仰庞杂，加上尖锐的政治和利益争斗，社会处于危机四伏的不稳定状态。在此背景之下，为了帝国安宁、皇脉永存，西汉皇帝在调整社会管理策略的同时，寻求超自然力量的有效协助，使得弥漫于社会的神秘气息更加浓重。君主的这些需求，为灾异解说进入国家政治提供了机会。在如此的社会氛围中，西汉儒家吸收阴阳五行学说和上帝信仰等观念来改造传统儒学，使得儒学由边缘走向至尊地位。在其建构的上天、天道、圣王、贤人互为一体的神圣政治秩序中，儒家自我塑造为“天道”传授者的形象，通过灾异解说以传达上天警示，谋求化解社会危机，并形成专门从事研究灾异学的群体——灾异学家及灾异学派。这个学术群体在灾异与人事间寻求标准化的对应模式，以期找到社会失序的确切起因。《汉书·五行志》中近四百个案例，为我们呈现了灾异学家如何将灾异与人事进行标准化对应的样本。面对庞大而复杂的内容，笔者采用了结构分析法来分析其中蕴含着结构和机理：一，文本中的每一条灾异记录可拆解为两个部分，前一部分为灾异，后一部分为人事；二，文本中记录了约四百条灾异现象，灾异学家将归置于四十六种灾异类型，这些类型又被置入五行结构；三，人事部分描述不同层面的社会失序，叙述者将社会失序的起因指向君主的行为失范，然后将君主的失范行为划分为约五十种类型，同样置入五行结构；四，根据“五行”对应机制，灾异与人事得到对应。文本还记录了灾异与人事的其它对应机制，其分属于不同的灾异学流派。笔者通过对文本中不同对应流派的分析比照，寻找其间的异同点，进一步剖析灾异与人事关联的根本原理。其实，不同流派都遵循同类相感的基本原理，在同类属性事物间进行互相推演。其主要差异在于属性的划分方式，一些灾异学家从“阴阳”属性上寻找灾异与人事间的同一关系，也就是说，同属阴（或阳）的灾异和人事之间因互相感应而关联。另一些灾异学家从“五行”属性上寻找灾异与人事间同一关系，即强调同属五行（木火土金水）中某一行的灾异和人事因互相感应而关联。灾异学家精心设计灾异与人事对应机制，使得国家层面上的社会危机得到预测和警戒，社会失序获得一定程度的控制。在剖析文本中灾异解说机理的同时，笔者还关注儒家灾异学家的行为活动及其对社会管理产生的影响。因熟稔天文律历占卜等自然学问，又籍“六经”为经世原则参与社会管理，灾异学家被称为“经术士”。儒生和术士的双重身份使他们企图打通自然和社会两个世界，寻求两者间互相模拟的可能。灾异学家及其学说所起的积极作用在于，以阴阳五行统摄混乱的信仰世界，以天道的力量来固化等级伦理，在某种程度稳定了社会秩序。而随着灾异学说的发展，其消极作用不断显现，原先作为社会行为规范约束力量的功能逐渐丧失，转而沦为利益集团斗争的工具。时至西汉末期，直接利用灾异解说参与政治斗争的行为，达到泛滥的地步，不仅造成社会的另一种失序，且使灾异学说失去信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