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支撑农村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金融为农村的可持续发展提供金融动员和金融资源配置吗,是促进农村经济繁荣兴旺的重要保证。然而,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人口大国,中国是一个区际、省际、甚至省内发展都极不平衡的大国,在农村金融不断发展完善的同时,我国农村正规金融制度安排仍滞后于农村经济发展,既不能满足农村金融自身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无法满足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在大部分农村地区,非正规金融已经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农村金融体系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对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和农民收入增加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文在当前中央高度重视农村发展、致力于解决“三农”问题的现实背景下,深入探索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发展现状、运行机理及其发展效应,对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进行系统全面地剖析,并有针对性地对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未来发展之路提出政策建议,旨在为完善我国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和强化农村金融服务功能提供理论和实证支持。论文按照“理论归纳——统计分析与实证检验——逻辑阐述”的技术路线展开。首先,系统梳理了农村非正规金融起源、发展与基本内涵、以及对农村经济增长和对农民收入增加的影响等相关文献,确定了本文研究思路。在对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内涵进行了界定后。本文认为,农村非正规金融在中国主要以民间自由借贷、民间集资、关联贷款等形态存在,其在法律规范、法律保护、监管、经营特征上都和农村正规金融存在着各种不同,有着自己的特点,亦发挥着自己的独特作用。宏观上,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内生优势和信息相对完全是其形成的主要原因,当然中国社会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和二元金融结构也是农村非正规金融形成的直接原因。我国现代农村非正规金融的迅速发展是一种典型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金融抑制体系亦或是我国现代农村非正规金融迅速发展的原因之一。其次,论文从宏观、微观、筛选、定价和监督等方面来探索农村非正规金融的运行机理。正规金融的需求及供求曲线所形成的消费者剩余,因为利率管制和信贷配给的原因,小于非正规金融的消费者剩余,因此非正规金融可以增加人民的总福祉,提高金融配置效率。本文通过对农户或乡镇企业投资或经济活动行为的分析,发现农户或乡镇企业选择非正规金融的条件有：投资或进行经济活动的成功率、资金获取的容易程度、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的利率差,以及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的其他成本差。非正规金融具有信息优势,可以直接寻找合适的借款人,无需调整借款条约,因此非正规贷款者在对借款人的筛选上可以更依赖于直接筛选机制。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定价机制一般采用成本加成定价法。由于借贷双方信息基本是充分自由流动的,非正规贷款者或组织几乎不需要明确地对贷款进行监督,借款人会因为个人约束和社会约束而选择还款,从而减轻了非正规金融机构的监督压力。通过对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的运行模型的推导,可以看出：一是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能够运用信息优势和以较小的信息成本分离出富裕农民和维持型农民,并且可以通过要求不同的利率达到分离均衡,从而使维持型农民和富裕农民都可以从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得到贷款；二是由于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拥有较小的监督成本和较好的监督效果,所以其合约形成的范围被有效扩大；三是对于富裕农民,当农村正规金融组织要求的贷款抵押品的价值较大或者是农村正规金融组织付出的监督成本较小时,富裕农民将更倾向于向非正规金融组织借款,即使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要求的利率会略微有点高；四是由于贫困农民的还款概率接近于0,因此具有信息优势的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不会选择向贫困农民发放贷款。接着,回顾了我国改革开放后的金融体系设计、改革、变化以及农村和城市经济发展情况,可以认为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生于“内生”长于“外生”。通过对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统计考察发现,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发展规模从2003年的8229亿元增长到2010年的26540亿元,增长了三倍多。不同地区的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发展规模也存在差别。另外,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还存在明显的空间相关性,但只存在β条件收敛趋势而不存在β绝对收敛趋势。空间相关性的存在没有改变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收敛的方向,只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农村非正规金融的收敛速度。理论上农村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既存在协调发展又存在相互竞争关系,但在实证中发现政府如果通过金融及其他政策对正规金融进行调节,对非正规金融影响是相对有限的。本文研究发现,农村正规金融规模的扩张对农村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这种促进作用是有限的；而农村非正规金融规模的扩大在经济发展初级阶段对农村经济的增长反而起显著的阻碍作用,这是一种短期内实体经济泡沫作用的体现。同样,在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地区差异效应研究中发现,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这种阻碍作用越来越小,呈现“U”型的非线性特征,即从长期来看,随着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不断消除的前提下,农村非正规金融规模的扩大能有效促进农村经济增长。本文运用我国30个省市2004—2010年面板数据,分别建立东、中、西部地区农民收入关于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的固定影响变截距模型,研究分析2004年我国农村金融体系改革以来,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村非正规金融规模的扩大、效率的提高均能促进农民增收；但由于存在区域差异,非正规金融对农民增收的促进程度不同,表现为东部地区作用最明显,而中部、西部地区促进作用略低。借鉴日本非正规金融组织Mujin的正规化改造和印度小额信贷发展的经验教训,本文认为,日本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大量存在和蓬勃发展与政府的积极引导和严格的监管政策是分不开的,而这些非正规金融机构反过来又在支持当地农业和中小企业的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为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借鉴。从印度小额信贷的发展历程和发展现状中我们可以看到,我国政府应出台相关政策或暂行规定,推动公益性业务的发展,通过与一系列脱贫计划结合的小额贷款,将当期的补贴贫困政策转向市场行为,通过小额贷款的效率来进行扶贫服务,并由此来构建全面而系统性的小额信贷体系。最后,运用对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发展现状、运行机理及其发展效应研究结论,提出：各级政府应当引导并扶持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发展,可先通过先发展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登记备案机制和相关法律制度,再区分对待,对符合要求的农村非正规金融部分逐步进行正规化改造的路径来促进农村非正规金融进一步发展。在实施过程中,要处理好其发展的关键技术,如农村非正规金融立法与监管、非正规金融的利率管制与放松、规范民间金融,打击金融犯罪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