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运用弗洛伊德、埃里克·山特纳、多米尼克·拉凯普拉及朱迪斯·巴特勒等人的精神和社会哀悼理论来审视哈金的《南京安魂曲》,看这部小说中集体和个人丧失如何进行协商和互动。本文采用病症式的阅读方法,展示了安魂曲在流散身份层面与国家层面上的忧郁和丧失的症状。通过分析,可以看到这两种症状在小说中并没有得到有意识地反思。例如在处理以疯女人玉兰为代表的“直接受害者”时,哈金对玉兰作为精神丧失对象的处理反而重复了使玉兰的无法得到哀悼的前提。更重要的是,依照这种哀悼的方式,南京大屠杀无法作为历史创伤被真正接受和承认,反而被转换为欲望的投射。在这个意义上,本文认为哈金的《南京安魂曲》缺少对写作主体与历史事件的移情关系的足够反思,使其无法达到其所宣示在集体的层面为南京大屠杀哀悼的目的。同时,通过以上分析,《南京安魂曲》的哀悼主题显示为修复流散身份而非在集体层面上对创伤事件的修通。从这个视角来看,这部小说也展示了中国流散作家的南京大屠杀作品中的一套修辞和叙事规范,这种规范非但没有促进,反而阻碍了集体哀悼。此外,以这部小说为个例,本文也希望从侧面探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的南京大屠杀作品可能需要去面对的一些伦理和政治问题,尤其是海外流散作家笔下的大屠杀。一方面,这批作品试图对南京大屠杀“去符号化”,修通围绕着南京大屠杀的集体忧郁,并有意跨越种族和国家的界限,将其打造成国际经验。但这种尝试不断被作品中所内化的等级制的人性和殖民话语所阻碍。另一方面,在跨越界限的同时,九十年代后期的“反叙事”往往将受害者、合作者和加害者在救赎的主题下混为一谈。这种受害者的平均化和平等化使得受害者这个概念变得毫无意义,由此这种去符号化的尝试走向了另一种极端。在这个意义上,《南京安魂曲》也是对南京大屠杀的集体忧郁修通失败的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