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变暖引起的极端天气正频繁的影响着世界各国,灾害带来的负面影响进一步地加深着人们对环境问题的担忧。毋庸置疑,化石能源的消耗是温室气体的主要来源,且由于化石能源的使用带来的诸多问题,新能源为化石能源提供了一个富有前景的替代选项。尽管新能源仍存在如初始投资成本过高等诸多障碍和问题,各国政府依然为新能源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促进政策和相当的公共资金以支持新能源的相关研究与发展。考虑到各国不尽相同的新能源政策将在一定程度上对各自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带来不同的影响,不同地区的新能源产品也将由此具有差异化的产品竞争力,其相应的影响因素也会有所不同。因此,对世界新能源产品及跨国层面的各国新能源产业技术含量进行测算与比较,进而对各国新能源产业的竞争力水平在世界层面上进行明确与合理的定位,并就其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对于提高新能源产品技术含量,促进一国(地区)新能源产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分别基于Rodrik(2006)、Kumakura(2007)和Xu(2010)构建的国家层面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标,在技术含量方面对2000-2015年世界新能源细分产品和跨国层面新能源产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进行了测算与比较,并通过构造异常性检验回归方程对各国以及欧洲、亚洲和美洲地区进行地区异常性检验。在此基础上,构建双向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以及2SLS、GMM以及LIML模型对2000-2015年30个国家(地区)新能源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演进与地区异常性现象的影响因素分别进行分类分析,得到以下主要结论:(1)在世界新能源细分产品层面,风能产品的技术含量最高,其次分别是生物质能产品和核电技术产品,太阳能产品的技术含量相对最低;而在考虑产品质量差异后核电技术产品的技术含量则高于生物质能产品。此外,高收入国家(地区)新能源产业出口复杂度在三种不同的测算方法下都显示出高于低收入国家(地区)新能源产业出口复杂度的结论。(2)在地区异常性方面,欧洲地区国家新能源产业具有较高的出口技术复杂度,且其在技术含量方面的优势随着时间愈发明显。亚洲国家则自新世纪以来其新能源产业技术含量相较于世界其他典型国家相对落后,且这个差距随着时间正进一步地拉大。美洲地区新能源产业也许是由于产品质量相对更高的原因,其技术含量随着时间逐渐追赶上了世界平均水平。(3)人力和物质资本积累都具有“度”的限制,考虑到边际资本投入产出,一国(地区)资本禀赋的投入与积累并不是越多越好,而应更加注重实效;研发投入在一定程度上能直接促进新能源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高,但是当技术转化效率较低时将可能存在研发投入不能显著促进出口复杂度提升的情况;新能源产品的进口对于技术含量较低的地区如亚洲地区的新能源产业出口复杂度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最后,基于上述主要结论,本文就提升新能源产品技术含量提出各国(地区)政府应将相关资源投向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新能源产品生产中,并优化资本禀赋结构以最大化新能源产业出口复杂度的提升。同时,各地区新能源产业应在考虑技术转化效率的前提下增加研发支出以提高技术水平。其中,尤其是亚洲地区国家应通过增加研发支出以在本质上提高其新能源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