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腐败,不仅是代理问题的极端表现,而且是腐败从政府官僚系统向企业组织渗透的鲜明例证。并且,由于高管掌握着企业资源的直接使用权,与官员腐败相比,其腐败行为的内涵也有所扩充:不仅包括贪污、受贿、内幕交易等明显违法违规的显性腐败,还包括利用公款进行奢靡职务消费等尚未明显触犯法律的隐性腐败。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发挥主导作用的我国,国有企业高管的贪腐犯罪与不正之风所带来的危害丝毫不亚于官员腐败:不仅直接构成代理成本而贬损企业价值,更损害了所有公众的利益,抹黑国有企业的形象,危害公有制的合法性,动摇党的执政基础。因而,如何有效治理高管腐败问题,是当前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斗争以及国有企业改革都需要攻克的重大难题。围绕这一问题的解决,一方面,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不仅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广度和深度对各领域的腐败予以打击与惩治,而且已经就“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治理思路达成了共识,初步建立起中国特色反腐制度体系。另一方面,制度反腐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靠的不是某个单一制度,而是一套系统整合的制度体系。根据系统理论,决定系统整体行为的是各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系统整体性特征要求系统要素之间的关系应该以整体为主进行协调。因此,在当前反腐实践中单项制度初步建立和制度之间关系有待协调的现实背景下,不仅有必要从实证的角度检验单项制度的治理效果,而且还需要厘清制度之间的理论关系,为实践中有效协调和综合治理提供理论支撑。本文选择研究政府审计和内部控制对高管腐败的治理机制以及二者在腐败治理过程中的关系。一方面,虽然同为有力的反腐制度安排,但是关于二者治理效果的实证研究,缺少同时包含高管隐性腐败和显性腐败等不同腐败类型的全面检验。并且,关于二者治理的具体作用路径仍是一个有待揭开的“黑箱”,既缺乏理论上的系统阐释,也没有实证上的直接证据。另一方面,二者治理高管腐败各有长短,需要协同,但是目前关于两种治理效应之间关系的认识仍存在“替代”与“互补”两种对立观点的争论,甚至还存在“中介效应”的假说。实践中协调两种制度的首要前提是在理论上厘清二者之间的关系。那么,在制度反腐的大系统中,政府审计与内部控制之间究竟存在何种关系?如何协调二者以形成综合治理?如果二者能够形成互补,治理腐败会更有效吗?这些问题都需要在理论上予以澄清,以更好地指导制度反腐实践的发展。有鉴于此,本文以“政府审计和内部控制对高管腐败的治理机制,以及二者在腐败治理过程中的关系”为研究主题,综合运用寻租理论、委托代理理论、管理层权力理论、控权理论、审计免疫系统功能理论、内部控制理论等经济学、政治学、行政学和法学研究成果,综合采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方法,选取我国2007-2015年接受政府审计的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在提出问题以后,按照“文献综述——框架搭建——实证检验——结论总结”的技术路线开展研究工作。本文首先从高管腐败的诱因及其治理、政府审计对高管腐败的治理、内部控制对高管腐败的治理以及外部审计与内部控制的关系四个方面梳理了相关文献;其次以高管腐败的根本诱因分析为逻辑起点,以寻租理论、委托代理理论、管理层权力理论和控权理论为依据,以高管权力为核心,搭建一个政府审计与内部控制综合治理高管腐败的理论框架;而后,分别针对政府审计和内部控制对高管腐败的治理机制,以及二者在腐败治理过程中的关系进行具体的机理分析与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第一,政府审计的确能够显著抑制高管隐性腐败和显性腐败,并且这种治理效应存在两条路径:一是依靠审计揭示功能,表现为审前腐败水平与审计发现违规金额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二是依靠审计抵御功能,表现为审计整改与审计之后腐败水平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进一步区分不同腐败类型的分组检验发现,政府审计对一把手腐败和非一把手腐败皆有效,对单人腐败有效而对多人腐败无效;区分不同审计力度的分组检验发现,审计质量越高,审计次数越多,腐败治理效果越好;引入高管权力发现,政府审计能够抑制权力诱致的腐败行为;审计治理效应并非通过影响高管薪酬而实现,但审计可以增强“高薪养廉”的治理效果。第二,内部控制同样也可以有效抑制高管隐性腐败和显性腐败,表现为内部控制质量与腐败的负相关关系和内部控制缺陷与腐败的正相关关系;采用缺陷修复虚拟变量和修复时长连续变量衡量内部控制缺陷修复,发现与未修复相比,缺陷得到修复的样本当期的隐性腐败水平更低,显性腐败则没有显著变化;缺陷修复所耗费的时间越长,腐败越严重,换言之,内部控制缺陷的及时修复能够显著抑制腐败。进一步区分不同腐败类型的分组检验发现,内部控制对非一把手腐败和单人腐败有效,对多人腐败无效,对一把手腐败非但不能有效抑制甚至还会助长其发生;引入高管权力的检验发现,内部控制整体上能够抑制权力诱致的腐败行为;细分五要素的检验发现,对于隐性腐败,除了信息与沟通之外其他四要素均发挥了作用;对于显性腐败则只有内部环境要素发挥了作用。第三,关于腐败治理过程中二者之间的关系,采用分组回归与引入交乘项两种方法的检验结果均支持互补关系假说。前者表现为,无论内部控制质量高低,政府审计都能够显著抑制高管腐败;后者表现为政府审计与内部控制的交乘项系数显著为负。进一步分析中,一方面综合运用逐步法和Sobel方法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排除了互补关系中掺杂中介效应的可能;另一方面针对治理效果的时间累积变化与时间增量变化的检验发现,互补关系可以延长治理效果的持续期间大约3年。最后,通过深入挖掘上述结论的政策含蕴,分别从政府审计和内部控制各自的制度完善以及二者综合治理的角度提出了对策建议。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体现在如下方面:第一,与已有文献多侧重于单一制度的治理不同,本文基于综合治理视角,将政府审计和内部控制纳入同一分析框架,在理论上和实证上廓清并验证他们之间的替代与互补关系,建立二者综合治理高管腐败的理论框架,属于整合研究。第二,目前相关文献或仅针对显性腐败,或仅针对隐性腐败,且均得出了正向结论。本文同时关注两类腐败的治理,并进一步细分为一把手腐败与非一把手腐败、单人腐败与多人腐败,检验治理效果在不同腐败类型条件下的差异性,发现了对一把手腐败和多人腐败的负面效果,增加了对高管腐败内涵及其治理效果的认识。第三,与已有文献对政府审计的度量仍停留在“是否”审计的二元划分不同,本文通过深入挖掘企业审计结果公告并萃取指标作为审计功能的替代变量,实现对具体作用路径的细化检验;与已有文献多从单期内控质量的静态角度开展研究不同,本文综合采用缺陷修复虚拟变量和修复时长连续变量全面度量内控缺陷修复,将腐败治理研究拓展到跨期动态检验层面,更为直接地揭示了制度完善与腐败根治之间的内在逻辑,从而丰富和深化了政府审计与内部控制的治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