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探讨了“副末开场”的真伪、“罗裙包土”的美学内涵、叙事疏漏的原因、作品的整体评析与研究理念等四个问题:　　 一、《琵琶记》之“副末开场”历来都是该剧乃至整个南戏研究的重要参考，然而在当代研究中接连有学者对其真实性提出质疑，以侯百朋先生《陆抄本＜琵琶记＞“开场”质疑》最具有代表性，但侯先生提出的五点理由皆不能成立。该问题的产生主要源于嘉靖本《琵琶记》出土，不过凌刻腥仙本前《重订慕容伯喈琵琶记序》引文已证明其“开场”内容于明弘治年间已经存在，《南词叙录》也能证明这一“开场”在嘉靖年间比较常见，因此嘉靖本并不能构成质疑。这不但对基于该开场所得出的研究结论有重要意义，而且也能为辨伪学及其实践提供一些启示。　　 二、虽然与“麻裙包土”相较看似有悖生活真实，但“罗裙包土”确为高本《琵琶记》原貌。在审美内涵上，“罗裙”意象拥有其特有的艺术传统，具体应用中往往会模糊其经济特征，所代表的是人格上的香艳;在艺术效果上，对整体文本来说“罗裙包土”能够与赵五娘的艺术形象保持一致，对具体情境来说“罗裙包土”能够通过对照效应产生更为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麻裙包土”则不具备相应美学价值。该现象在古代戏曲中普遍存在，这是因为戏曲艺术的诗性品格允许一些非常规的表现手段参与抒写。在古典戏曲文本中，很多艺术规律都尚待开掘，但这一工作对古代艺术理论的总结有着重要意义。　　 三、关于《琵琶记》叙事疏漏的问题，本文以为其根本在于时代观念使然。在高明时代，场上观剧是戏曲艺术的主要接受方式，而叙事缜密性本非观剧的审美要求，所以“针线疏漏”被允许在剧中存在。至明中后期，案头的文学阅读逐渐成为戏曲的重要消费形式，新的美学要求和新的戏曲观念也随之而生。以案头阅读的审美标准来衡量本为场上接受而创作的艺术文本，自然会产生一定龃龉。反观当下的戏曲叙事研究，主要乃集中于文学视角，这实质上是对戏曲接受路径的片面继承。因此，古典戏曲研究必须合理地转换思维，还原作品的既有生态。　　 四、《琵琶记》叙事的核心是蔡伯喈的价值取向和“重婚牛府”这一生活变故。经营伦理和获取功名是蔡伯喈的两种基本现世价值，是他行为的动力。“重婚牛府”事件是生活中的意外波折，它使蔡伯喈陷入“不孝”的境地，但尚不足以改变他的人生价值取向。在这“一人”、“一事”的作用下，该剧必然走向“一夫二妇，一门旌表”的结局。我们应该摆脱从前的政治解读模式，还原其世俗面目，如此才能更接近于艺术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