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学史上,宋代是继唐代之后的又一座高峰。但是,三百多年的宋代文学并不是均衡发展的,徽宗、高宗时期的文学成就与前后相比明显偏低。如果将宋代文学的历史比作一条长河,那么在神宗、哲宗时期,它浑灏流转,波澜壮阔,千汇万状,蔚为大观。至徽宗、高宗时期,却生气顿减,几乎凝定不前了。究其原因,“国是”是影响这一时期文学发展的最主要的因素。“国是”是宋代政治史上的一个重要范畴。神宗与王安石在变法初期,为了克服来自于反对派的强大阻力,而将其引入政治生活中。它意味着惟一正确的治国方略,其实质是“皇权”与“相权”的结合,具有强烈的专制集权色彩,而其作用则是排除异己的有效工具。起初,它只是被用来压制议论,异议者虽被边缘化,而仍可在政坛立足。但是很快,持“国是”者就用它来对反对派实施政治禁锢,并且株连亲族,异己分子则被流放南荒,与死为邻。而到了秦桧主政时期,则渐渐发展成为消灭异己的工具了。由于宋代的士大夫具有参政主体、学术主体和文学主体的复合型特征,“国是”的影响迅速波及文坛。在徽宗朝,诗赋因为属于“元祐学术”而一度被废黜。另外,在徽宗、高宗两朝,执政者屡兴文字狱,以此打击迫害政敌。同时,朝廷屡次下令禁毁那些可能妨害“国是”的著述,用政权的力量以阻止其传播。柳诒徵先生指出：“宋代之政治,士大夫之政治也。政治之纯出于士大夫之手者,惟宋为然。”1宋代经过百余年的发展,自仁宗时期起,士大夫的政治热情空前高涨。文章与政事一样,成为臣子报效朝廷的重要领域。他们自觉地将文学活动与政治活动结合起来,以文论事,托诗以讽。但是,“国是”被引入政治生活之后,它不仅影响政治风气,也深深地影响了士风和文风。在“国是”之下,一部分士大夫对现实政治疏离远引,洁身自好,一部分士大夫因为争“国是”失败而成为迁客逐臣,身落穷荒,而另一部分则趋附奔竞,论为“文丐”、“文丑”。迁客逐臣因为“危言危行”反对“国是”而成为被迫害的对象。他们面对贬谪之厄与生命之忧,尽心于“为己之学”,克服情累,穷不失志,努力实现人生价值。在创作中,一反骚怨传统,抒发乐易闲适的谪居情怀。疏离退隐之士虽然心中对朝廷实行的“国是”不以为然,可是有见于当权者对反对派的残酷迫害,而没有把不满化为实际的反抗行为。他们对现实政治采取疏离的态度,明哲保身,砥砺节操,但是因为陆沉于世,而不免忧生之嗟。此时陶渊明其人其文成为他们精神力量的源泉和文学创作的楷模。由于文网森严,文祸酷烈,他们的创作也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一是微言寄意,二是泛应漫兴。趋附奔竞之士因为诱于朝廷的美官厚禄,而与时俯仰,同流合污。他们很多人初为君子,为国士,晚为小人,为弄臣。他们或是淫于富贵,移于贫贱,或是迫于威权,而改节易志。他们以自己的文学才华,颂美“国是”,取媚权臣,创作大量的谄诗谀文,流为“文丐”、“文丑”。从“靖康之变”到“绍兴和议”成功这一时期,由于政局动荡,“国是”缺位,士风与文风也相应发生变化。“经世之学”逐渐取代了先前盛行士林的“为己之学”,“以天下为己任”的风气,重又占据了士大夫精神世界的中心位置。在文学创作上,抒发忧国忧民情怀,继承杜甫的“诗史”精神,记时事,述民瘼,褒忠良,斥奸恶,这一类作品成为文坛的主流。而在蔡京、秦桧主政时期,来自现实世界的强力规范作用使文学创作空间大为逼仄拘狭,创作主体不得不将视线内转,转向对个体生命的关注,对心灵自由的企慕。生命的歌咏成为文学创作的主调。崇陶(渊明)与学杜(杜甫的两川与夔州之作)之风盛行诗坛,影响及于创作,则表现为题材的生活化和自然平淡的审美趣味。而词坛上则盛行“花间体”与林下风。“花间体”的影响表现为风月脂粉的题材与纤弱婉丽的风格,苏轼词风悄然遁形。但是贺铸与周邦彦的以其创作对当时和以后的词坛产生深远的影响,第一、是词艺上的雅化,使词风变婉丽为典丽；第二,是词情的深化,援骚入词,提升了词品。林下风也是“为己之学”影响的结果,表达委顺知命的人生态度,抒发田园山林之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