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论文通过原始巫教文化的整理研究,试图浮现出中国古代思想世界的“源”和“流”的关系,以便呈现出从中国原始巫教文化到轴心期庄子思想一贯的人文精神。在原始巫觋世界里,巫本身就是天与人的中介,他/她代表“巫为王”的政教合一的历史传统以及“天人合一”的中国文化连续性文明特征,由此体现了以自然秩序与社会秩序的有机统一为核心的原始意识形态。到了殷周之际,颛顼的“绝地天通”的人与神界的分离,尤为突出,殷周之际出现了宗教观念的分歧,即商人相信灵魂升天(灵魂不死)而周人以为灵魂地居(形骸不死)。这种不同的宗教观念,体现了在中国古代文明世界中以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为代表的两大文化精神(ethos)的分歧,而这两大文化精神终于成了道·儒两家思想的分水岭。到了轴心时期,庄子对三代以来的原始巫教文化,进行了人文理性的反思,试图呈现出解决时代困境的新突破,而这种突破以理性自觉的方式出现,展现了“轴心期文化创造”中的“哲学的突破”。轴心期的道家,将原始巫教的信仰活动,化为内在的自觉活动,即把外在繁琐的仪式活动,内化为理性自觉,比如“心斋”是也。因此,庄子将对外在神灵的祈求过程,发展为内在本性的自觉过程;将原始巫教文化中的万物神灵观,升华为自然规律的理性认知。庄子以自然的名义,对人之内外,进行了高度理性化了的自觉活动。由此,导致了自然本性的理性自觉和自然秩序的理性认知。从而庄子较成功地继承了原始巫教文化的宗教观念(如灵魂升天、登霞等),并且由此开创了“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以无厚入有间”的逍遥人生境界,同时明确地呈现了作为社会的存在没法脱离的各种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矛盾现实(悖论),以及以“对立统一”为特征的中国世俗型文化传统中的人文精神。这种从原始巫教文化中传下来的“内圣外王”(巫为王)的道德与政治的有机统一,以及“天人合一”的天人感应型关系网络(连续性文明)特征,奠定了中国社会以自然秩序与社会秩序的有机统一作为最高社会理想的价值理想,因此这种从对立中求统一的人文精神,不但给三代以前的巫觋或者战国时期的庄子,而且还给身处于矛盾现实中的任何存在,既提供了寻求逍遥的精神动力,又打下了自觉认识存在悖论的理性基础,这种庄子所呈现的超越世间与回归人间的循环历程,恰好体现了中国文化以求实现“内圣外王之道”的人文传统,并且庄子将中国人民的心灵空间从儒家日常生活的社会关系网络中解放出来,上升到“游于六合之外,无何有之乡”的宇宙意识的高度,给往后深处于文化与政治二元结构的逆境中的中国历代有识之士奠定了精神逍遥的自由空间和关怀人间的人文精神,使他们一时安息、逍遥,一时抗议、批判,我们认为庄子对现实社会这种以超越与关怀的方式呈现的“对立统一”精神,是从中国原始巫教文化到轴心期庄子思想一贯的中国世俗型文化传统中的人文精神。如此以来,庄子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跟以建构为长的儒家在一起,维持了建构与解构、文化建设与文化批评间的良性张力,以求避免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异化和僵化。如今当代社会不仅需要儒家般的建设精神,更需要道家的批评精神,当这种以社会性与自然性为基础的不同追求,在现实社会的具体操作中得到应有的重视和调控时,中国社会才能够走进以社会正义为基础的大同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