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汉海权理论的提出，为西方国家的海权发展提供了很好的理论武器。在之后的一百多年时间里，西方学者几乎都是围绕马汉的海权理论进行诠释。德国在崛起的过程中，采纳了马汉的海权论，其国家战略从“大陆政策”转变为“海洋政策”，从而将德国带入到战争的深渊。马汉对海权的推崇，以及德国的历史影响，使得西方国家形成一个“共识”：任何崛起大国都将形成对现有国家海权的挑战，进入引发大规模的战争。这种认识窠臼使得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的崛起心存芥蒂。实际上，西方国家没有意识到，当前的现实状况，已经允许新兴国家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崛起，其对海洋权益的维护也不必通过海权争夺实现。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联合国的成立及发展、科技的创新，这一切都使得我国可以走出马汉海权论的旧窠，通过战略转轨及路径创新实现海洋权益的维护。我国的一些学者实际上对海权概念的重新解读，就是对这种现实的回应。经过对我国陆权与海权关系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我国已经到了集中力量维护海洋权益的时候了。通过对我国海洋权益维护不利因素及有利因素的战略分析，尽管发现了很多不利因素，但实际上，这些不利因素很大部分可以通过战略转轨避免。相反，很多海洋权益维护的有利因素却可以在战略转轨中发挥更大的效用。笔者针对海洋权益维护战略分析的结果，提出了我国海洋权益维护战略转轨的三个基本内容：从注重海洋硬实力转变到注重海洋软实力；从政府单一主体转变到社会多元主体；从注重海洋政治权益转变到海洋权益的整体维护。为了实现这一海洋权益维护的战略转轨，我们需要实现路径创新：实现国民经济对海洋经济的“依赖”；进行海洋管理制度创新；培育并壮大海洋社团；鼓励进行海洋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