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各类慈善公益活动发展呈现欣欣向荣的趋势,作为慈善事业重要主体之一的捐助法人最初规定在《民法总则》中,又在《民法典》中得到确立。信义义务的核心是注意义务与忠实义务,相关条文在我国非营利法人的内部治理中数量虽然不多,但也能体现出对信义义务的要求。理事会是捐助法人的决策机构,由于决策机构的权利、义务设置对法人意思自治的范围及限制影响很大,在捐助法人内部治理中,决策机构发挥着引擎的作用。纵观我国对捐助法人的认识及捐助法人的发展历史,“意思自治”这一私法人的根本特征在捐助法人制度的发展过程中一直在不断地得到体现,而信义义务可以根据捐助法人实际需要而发生调整和变化,在处理和协调捐助法人各相关主体之间的关系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为了合理规范并对捐助法人内部的治理结构不断完善、实现捐助法人的职责和功能,对作为承担捐助法人信义义务主体的捐助法人理事会的各种规定都应当进一步得到细化。但当下捐助法人信义义务的适用问题不够明确清晰,依然处于不断探索的阶段。本文探索我国捐助法人关于信用义务的适用问题。现有制度对捐助法人信义义务的规定不够具体进一步造成了捐助法人信义义务的困境。在传统理论之上,可适当细化制定捐助法人的信义义务规则。本文对捐助法人信义义务存在的问题进行探索,最后提出以下建议:明确捐助法人信义义务的主体,完善捐助法人信义义务的具体规则,细化违背捐助法人信义义务的救济措施和程序,落实捐助法人信义义务监管机制。全文通过案例等引出捐助法人信义义务存在的问题,梳理我国法上现有与捐助法人信义义务相关的分散规定,剖析捐助法人信义义务现状的成因,并结合实际情况,对信义义务的制度缺陷完善措施及捐助法人信义义务的适用提供一些新的思路。本文中对捐助法人治理结构的研究主要是对慈善捐助性质的基金会法人治理结构的研究,同时也希望它能够对同为捐助法人且又具有一定共性的社会服务组织机构与依法设立的宗教场所这二者提供一些参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