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科学”和“民主”为旗帜、以“启蒙”和“救亡”为主题的中国现代文学常常与传统的“鬼”、鬼文化势若水火。然而现代作家一方面打鬼、驱鬼,批判鬼魂迷信等鬼文化的同时,却又与“鬼”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作为“启蒙者”,其自身也有难以说清的“鬼”、“鬼气”。中国现代作家走出了传统“鬼话”鬼魂审美的艺术局限,不仅借“鬼”说人论事、寄寓现实批判和情感依凭,进行启蒙话语的历史建构,还在现代文化的浸润下借“鬼”思索形而上的人生、人性等哲学问题,把鬼魂文学想象和虚构的方式纳入现代审美的层面。中国现代文学“鬼”及鬼文化存在形态的丰富性也是历史的必然产物,通过它我们可以窥视到主流思潮之下社会历史及文化的另一侧面,并且是具有历史现场感的一面。“鬼”和以想象和虚构为特征的文学艺术有着不解之缘。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鬼”及鬼文化具有丰富多样的存在形态和特定的解读语境。与古典“鬼话”相比,现代文学中的鬼魂书写已经远离了传统的“鬼话”传统,即不以对“鬼”本身的确信而进行鬼魂书写,而是把传统文学中的“鬼”充分抽象化、符号化,把“鬼”纳入现代艺术审美的较高层次,在不同的话语层面上赋予“鬼”不同的思想内涵和美学意义。“迷信鬼”、“国民鬼”、“谈狐论鬼”、“现代鬼”、“祛魅驱鬼”,是“鬼”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几种独特的存在形态。这几类鬼魂书写在不同层面和不同程度上,往往表现出与“启蒙”、“救国”等宏大主题错综复杂的联系。这种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现代文学现代化进程的复杂性:主流之下隐含着很多的潜流和回漩。从“迷信”的角度对存在于人们日常生活尤其是乡村中的“鬼”、鬼文化进行批判,是现代作家在科学话语的引领下进行的理性批判,然而其间不仅存在实然与应然、理性与情感的矛盾,现代作家还曾浪漫地认为诸如鬼文化等民间传统中包含着可被激活为现代性启蒙的因素,传统鬼文化的现代价值和意义得到了挖掘。“国民鬼”主要着眼于启蒙者对国民性中重重“鬼影”的挖掘和剖析,而启蒙者自身具有的所谓的“鬼”、“鬼气”又使其“启蒙”产生了深深的危机,并对现代作家的人生信念和价值产生了重要影响,鲁迅就是这方面的典型。随着五四启蒙运动的分化,一部分从五四时的“广场”退回“书斋”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以“谈狐论鬼”的传统方式发泄自身的不满、表达自身的声音,五四的“启蒙”传统以别样的方式艰难地进行,周作人就是这方面的代表。在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张爱玲在“女巫”视界下以“女性鬼话”的方式展开了对人性的形上思索,并以“新传奇”的独特文学方式区别于五四文学和左翼文学;徐訏以现代版“聊斋”式的“人鬼恋”演绎了一场诡谲、奇幻的“浪漫传奇”,并思考了形而上的人生意义。作为左翼文学的逻辑延伸和升华,在四十年代后期的解放区文学中,“鬼”在政治意识形态下被驱逐的命运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内在要求,而“鬼”被驱逐的过程却能体现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时代文化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