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下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和民族优秀历史、文化的传承,也是世界文化遗产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价值,也承载着一个民族或群体的文化属性。我国作为海洋大国,无论是领海内还是管辖范围以外都遗存着大量的水下文化遗产,这就决定了我国水遗法律保护必然面临诸多困境。自2009年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生效以来,缔约国数量持续增长,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日渐频繁,该公约已成为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指导性文件,也是国际社会裁判水遗管辖和权属争议的国际法依据。但我国由于水遗所有权和管辖权的相关规定与国际社会水遗管理原则存在冲突,至今尚未加入该公约。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重视水下文化遗产地保护,并出台了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专门性法规——《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在相关部门法中也涉及了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有关规定。尽管我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法律保护体系,但是在国内法律保护中仍然缺乏相应的保护原则和特有保护制度,对于水下文化遗产的管辖权规定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国水下文化遗产的国内法律保护。与此同时,由于我国尚未加入《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缺乏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在国际法上的支撑,因而,我国水下文化遗产在国际交流与合作方面尚有欠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形成了习近平中国特色文化遗产观,为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最新出台的《民法典》将绿色原则纳入民法基本原则之中,把绿色和谐发展作为指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价值准则。“十四五”规划更是将文化遗产的保护纳入纲领之中,提出要加强文物和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为了解决新时期下我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法律困境,同时对正在修订的《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提供立法建议,我国水下文化遗产的保护首先需确立相应的保护原则,建立特有保护制度,在此基础上可以考虑创设水下文化遗产权利,有利于对水下文化遗产进行更为全面、系统的保护;其次建立水下文化遗产“区别”管辖制度与国际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公约相适应;最后在综合分析我国水下文化遗产国际立法和保护现状的基础之上,加入《保护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公约》,为我国水下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国际法律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