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世的日本社会实行身份制度。这一制度将“士农工商”以“家”为单位固定下来。自此,农工商阶层也和武士阶层一样,拥有了可以继承的“家”,逐渐形成了对于“家”的意识。到了近世中期,商品经济不断发展,在社会秩序和民众心理层面,身分制度也越来越稳固。近世中期,大坂及其周边地区商品经济发展迅速,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文化的繁荣,元禄文化也由此诞生。这一时期,京都、大坂的出版业相当发达,京都、大坂及其周边的农村地区都出现了庶民出身的读者,他们通过读书提升了文化素养。而本论文的研究对象《河内屋可正旧记》的作者河内屋可正是生活在近世中期的农民读者。可正丰富的文化素养有助于其自发地形成“家”意识。本论文以近世中期河内国农民的记录《河内屋可正旧记》为中心,探究这一时期这一地区农民的“家”意识。对于“家”的研究一直在日本近世研究中占有很大的比重。然而由于史料的限制这一研究被局限在了武士和豪商阶层。而对于农民阶层的“家”的研究并不多见。近世中期河内国大塚村的农民读者,河内屋可正留下的教训书《河内屋可正旧记》中记录了大量关于农民的“家”的事例。本论文以《河内屋可正旧记》为基础,通过史料分析和民众思想史梳理的方法,探讨这一时期的农民对于“家”的意识。河内屋可正从自身的读书经验出发,从儒佛思想和日本的军书中寻求使“家”存续这一意识的思想依据。并且,为了易于村民接受,可正对儒佛思想和日本军书中的思想进行了新的理解改造。从可正的理解改造中可以看到,近世中期的庶民阶层已经自发地形成了关于“家”存续的通俗道德。可正将这一通俗道德总结为勤奋、节俭、仁义、正直、孝顺。具体来说,可正从儒家思想中吸收了仁义、正直、孝顺的思想。并且从佛教思想中吸收了“善因善果恶因恶果”的因果思想。可正将勤奋、节俭、正直、孝顺宣扬为善事,与此相对,将懒惰、奢侈、贪婪、不孝视为恶事。此外,可正还吸收了日本军书中的“治世”“乱世”“文武之道”等思想。可正将勤奋比作武将在乱世中施行武之道,将节俭、仁义、正直、孝顺比作在治世中施行文之道。要想使“家”存续,需要施展文武两道,贯彻好勤奋、节俭、仁义、正直、孝顺这些通俗道德。本论文分为三个章节。第一章主要介绍《河内屋可正旧记》及其作者河内屋可正。分析可正的农民身份,营生,读书经历,解读可正的自我认识,身份观念和对“家”的观念。最后,总结《河内屋可正旧记》对民众思想史研究的价值。第二章着眼于大坂及其周边地区河内国的商品经济的发展。以河内国的重要商品作物——棉花为例,考察棉花的栽培与河内国大塚村的“家”的兴衰之间的联系。《河内屋可正旧记》的另一写作目的是为了记录大塚村的历史。在阐明大塚村从寺内町到在乡町的发展历程,以及大塚村与周边各村的经济、文化交流的基础之上,分析对于“家”的存续意识在河内国农民之间的传播。最后分析可正将“家”破产的经济原因处理为道德原因的理由。第三章首先梳理“家”意识的历史性发展过程,阐明农民“家”意识诞生的重要意义。之后通过对史料的具体分析,考察近世中期河内国农民的“家”意识。这一时期这一地区的农民的“家”意识是以“家产”“家业”的维持和扩大为中心的“家”存续意识。通过《河内屋可正旧记》可以看到,农民将“家”理解为一个经营体。本论文从“家”的分工、继承、劳动等方面进行考察。以《河内屋可正旧记》中大量出现的“家”破产的情况为例,通过分析可正对此的看法,阐明以可正为代表的,近世中期河内国农民的普遍的“家”意识。本论文的结论如下。《河内屋可正旧记》这一民众史料,证明了身份制度在近世中期的河内国民众中稳固下来的情形。农民在认同自我身份的基础上,形成了关于“家”存续的意识。而商品经济的发展所带来的对“家”破产的不安和对“家,”繁荣的期待这一复杂心理,使农民对于“家”的存续更为重视。从《河内屋可正旧记》中可以看出可正对“家”存续的强烈愿望,而河内国农民的“家”不断破产的现实困境迫使可正从思想道德层面,寻求原因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可正从儒佛思想和日本的军书中寻求使“家”存续这一意识的思想依据,将其总结为勤奋、节俭、仁义、正直、孝顺,并作为通俗道德传播给村民。然而,这样的做法也遗留了一些问题。如,农民被束缚在“家”的共同体上,从而失去了自我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