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尿病是一种病因复杂,起病隐匿,慢性病程、危害严重的代谢性疾病。随着经济全球化、城镇化和人口老龄化趋势以及生活方式的改变,糖尿病已成为全球重大的公共卫生挑战之一。近30年来,中国的糖尿病患病率呈持续上升的趋势,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活。云南省地处祖国西南边陲,是我国世居少数民族种类和独有民族最多的省份,但目前尚缺乏云南独有少数民族糖尿病患病、知晓、治疗、控制以及自我管理的现状及其社会经济影响的研究。目的:调查云南省纳西族、傈僳族、傣族和景颇族四个独有少数民族糖尿病患病、知晓、治疗、控制情况和其糖尿病患者的自我管理行为,以及糖尿病相关知识的知晓水平和危险因素的流行现状;分析四个独有少数民族在糖尿病患病、知晓、治疗、控制和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方面存在的社会经济差异,为今后少数民族地区开展糖尿病的预防和干预提供参考依据。方法:于2013年8月-2014年8月从云南省15个独有少数民族中,根据其四个主要的居住地区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方法,抽取年龄35岁及以上的纳西族、傈僳族、傣族和景颇族常住居民为研究对象。所有的研究对象进行面对面问卷调查和现场体检,获取相关的资料和信息。采用χ2检验对比分析云南省四个独有少数民族糖尿病的患病、知晓、治疗、控制情况和自我管理行为;对比分析四个独有少数民族糖尿病相关知识的知晓水平和危险因素的流行情况;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综合性社会经济地位指标;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处于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糖尿病患者在患病、知晓、治疗、控制和自我管理方面存在的差异;采用多水平模型分析个体、地区社会经济因素对云南省四个独有少数民族糖尿病患病、知晓、治疗、控制情况和自我管理行为的影响。结果:1.纳西族、傈僳族、傣族和景颇族居民标化后的糖尿病患病率分别为3.9%、2.7%、7.6%和4.3%,以傣族最高,傈僳族最低(P<0.05);知晓率分别是55.7%、66.7%、56.1%和41.6%,傈僳族最高,而景颇族最低(P<0.05);治疗率分别是39.1%、29.1%、41.9%和30.8%,其中傣族最高,傈僳族最低(P<0.05);控制率分别是21.9%、20.5%、23.2%和12.8%(P＞0.05)。四个民族糖尿病患者的自我管理行为中,血糖监测率分别是55.0%、12.5%、39.7%和20.0%,以纳西族最高,傈僳族最低(P<0.01);遵医嘱用药率分别是60.0%、41.7%、82.1%和68.0%,其中傣族最高,傈僳族最低(P＜0.01)。四个民族糖尿病患者采取饮食控制、增加体育锻炼、控制体重或减肥以及戒烟措施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2.云南省四个独有少数民族糖尿病的总体患病率、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分别为4.7%、63.7%、48.1%和24.8%。糖尿病的患病率、知晓率和治疗率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升高(P＜0.01)。患病率随受教育程度的升高而降低(P＜0.05);而治疗率和控制率则随受教育程度的升高而增加(P＜0.05)。医疗服务可及性和家庭财产越好的少数民族,其糖尿病的患病率和治疗率也越高(P＜0.05)。糖尿病患者的自我管理行为中,总体的监测血糖率、遵医嘱用药率、控制饮食率、增加体育锻炼率、控制体重或减肥率和戒烟率分别是36.5%、68.9%、82.6%、18.0%、37.1%和7.8%。受教育程度较高、家庭财产和医疗服务可及性较好的糖尿病患者监测血糖率和遵医嘱用药率较高,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患者增加体育锻炼率也越高(均是P<0.05)。3.四个民族糖尿病相关知识的总体知晓率均低于15%。糖尿病的典型症状、危险因素以及管理知识的知晓率均是傣族最高,景颇族最低(P＜0.01)。糖尿病危险因素中,较为流行的前6位分别是:中心性肥胖(39.2%)、吸烟(37.8%)、高脂饮食(37.8%)、高血压(33.9%)、饮酒(33.2%)和缺乏体力活动(32.8%)。四个民族中,糖尿病家族史、超重率、肥胖率、中心性肥胖率、高血压患病率、缺乏体力活动和蔬菜水果摄入不足的比例均是傣族最高,傈僳族最低(P＜0.01)。高脂饮食率也是傣族最高,而景颇族最低(P＜0.01)。吸烟率和饮酒率均是景颇族最高,纳西族最低(P＜0.01)。被动吸烟率以傈僳族最高,景颇族最低(P＜0.001)。饮食不规律则是傈僳族最高,傣族最低(P＜0.001)。4.社会经济地位与糖尿病的患病率、治疗率、控制率、监测血糖率和遵医嘱用药率正相关。中等偏上和高社会经济地位者患糖尿病的风险分别是低社会经济地位者的1.22倍和1.15倍,治疗糖尿病的可能性分别是低社会经济地位者的2.19倍和1.86倍,血糖得到控制的可能性分别是低社会经济地位者的1.99倍和1.60倍;监测血糖的可能性分别为低社会经济地位者的1.91倍和2.02倍,而遵医嘱用药的可能性分别为低社会经济地位者的2.13倍和1.97倍。5.多水平模型研究结果显示,个体受教育水平越高的糖尿病患者知晓患病情况的可能性越大(0R=1.87,P<0.01);受教育水平越高、家庭财产和医疗服务可及性越好的糖尿病患者其治疗率越高(0R分别是4.89、2.81和7.09,均P＜0.05);受教育水平越高和医疗服务可及性越好的患者其遵医嘱用药的可能性越大(0R分别是4.83和4.14,均P＜0.01);受教育水平越高和家庭财产越好的患者其监测血糖的可能性也越大(0R分别是6.45和3.29,均P＜0.01)。居住在乡镇收入水平较高者,其患糖尿病的风险、患病后治疗以及监测血糖的可能性也越高(0R分别是 1.84、3.04 和 4.34,均 P＜0.05)。结论:1.云南省纳西族、傈僳族、傣族和景颇族四个独有少数民族糖尿病的总体患病率处于中等偏下水平,而糖尿病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和自我管理行为均处于较低水平。糖尿病的患病率、知晓率、治疗率和自我管理行为存在民族差异。2.云南省四个独有少数民族居民糖尿病相关知识的知晓率均处于较低水平,而糖尿病的危险因素具有较高的流行水平。不同民族糖尿病相关知识的知晓率和危险因素的流行状况存在差别。3.云南省四个独有少数民族糖尿病的患病率、治疗率、控制率和自我管理行为存在社会经济差异: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糖尿病的患病率、治疗率、控制率、遵医嘱用药率和监测血糖率也越高。4.云南省独有少数民族地区糖尿病的预防和干预工作应同时考虑个体和乡镇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