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的“治道”，是各家各派围绕着如何治国平天下提出的理论、学说、思想和观点。简而言之，即治国平天下之道，是中国历代政治家和思想家关注的焦点和核心。中国传统社会的“政道”（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相当稳定乃至一成不变。自古君主专制至高无上，不能挑战，更不容质疑。由此导致中国历代的政治家、思想家无法去过多地考虑中国的“政道”问题，而只能将注意力和着眼点放在“治道”上。本文正是基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政道”与“治道”分离的基础上，以司马光为突破口，研究探讨中国传统的“治道”，探寻古代治国平天下之道。作为北宋杰出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同时也是典型的儒者，司马光的“治道”非常具有代表性，是中国传统“治道”特别是儒家“治道”的模型。特别是他在王安石变法中所持的立场主张，更是突显了传统儒家的“治道”理念。在封建君主专制政体下，儒家士大夫普遍将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寄托在封建最高统治者——皇帝的身上，希望通过得到皇帝的信任和支持，以实现“外王”政治理想。在仕途之路上，张载、二程、朱熹等理学家没有进入政治的核心层，更没有实际掌握政治权力，故只能像孟子一样，通过著书立说来表达政治主张，抒发理想抱负。范仲淹、司马光、王安石则不同。他们都在仕途上非常顺利，得到了皇帝的信任和支持，得以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将自己的政治理想付诸于实践。因此在他们的学说中，“外王”思想更加明显。“臣夙夜尽志，竭诚以思治世之要道”。司马光夙夜辛劳，以忧国忧民为己任，以治道为关注的核心，时时刻刻思索如何治国平天下，探究治乱、安危、存亡之道。他自始至终都在贯彻着儒家的“治道”学说，内圣外王是核心，礼治、人治、民本、史资是基本原则，具体体现在帝王之术、为臣之道、以德为先的用人观、中和的处世之道四个方面，与王安石在变法问题上的争论是浓缩和集中体现。身为北宋政治舞台上的关键人物，司马光不同于当时偏重于心性的理学家。他关注的重点在于“外王”，即如何维护赵宋王朝的统治，确保国家长治久安。为此，他从实现“外王”的抱负出发，提出了“治道”的四个原则。首先是礼治，以礼治国。国家之治乱本于礼，礼是纪纲，是维护统治和社会秩序的根本。法治是礼治必要的补充。其次是人治，以人为要。“治道”的主题是人，人存政举，治国首要在于择人。再次是民本，以民为本。发扬儒家的民本思想，国家必须以民为本，百姓是一个国家的基础。最后是史资，以史资治。注重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编撰《资治通鉴》，继承传统以史资治的历史传统。司马光治道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帝王之术。在封建君主专制下，君主的地位至高无上，掌握着最高的权力，关乎着国家的治乱兴亡。因此，司马光提出“国之治乱，尽在人君”，在尊君的基础上，要求帝王具备“仁，明，武”三德；在君臣共治的前提下，驾驭臣民，治理天下，以明帝王之术。二是为臣之道。作为封建社会的臣子，既要对人君效忠，又要爱护黎民。因此，百官既应安守臣子的本分，又应致力于得君行道，恪尽臣职，辅佐君主治国平天下。这就要求官吏具备仁惠、公直、明敏、廉谨等官德。三是以德为先。人才观是司马光治道的精髓。司马光从善恶相混的人性论出发，通过德才之辨，得出以德为先、德胜于才的结论，并在科举取士中予以贯彻，希望能选拔一批德才兼备的人才。四是中和之道。中和之道是司马光哲学思想的核心。中和为天下之至理，修心养性、安身立命、为人处世与治国安邦均离不开中和之道。此外，司马光还将中和贯彻到外交关系之中，提出以和待邻，在少数民族中获得了极高的政治威望。司马光治道在现实政治中最集中的体现，是围绕王安石变法产生的争论。为解决北宋面临的危机，司马光与王安石都怀着一颗忧国忧民之心，主张以民为本，实现富国强兵，呼吁进行变法和改革。虽然目的相同，但两人主张的方法和手段却截然相反。在如何变法上，王安石提出变法“三不畏”，主张大刀阔斧地改革变法；司马光却主张在维持当前体制的情况下，进行渐变式的因革损益。另外，两人的义利观以及具体的政治经济政策也截然相反。由此，导致了两人在变法问题走上了截然相反的政治道路，也反映出了两人不同的“治道”。司马光一生的从政、为人、为学生涯中，处处体现着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追求。他终其一生不仅在孜孜探求中国之“治道”，更在政治实践中不断磨砺。因此，不仅《资治通鉴》可以“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而且司马光本人的学术思想、道德人格、生平经历、政治生涯，同样是一本传统“治道”的好教材。总的来说，司马光的“治道”是在封建君主专制的框架下展开，虽然处处存在着君主专制的痕迹，但其中蕴含的爱民、重德、中和的思想理念，不仅在当时产生了积极的作用，而且对于今天中国的“治道”也有着有益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