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中国海外利益不断拓展。为进一步激发经济增长潜力,中国政府适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促进区域发展,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催化了沿线各国人民之间利益融合,也让中国海外利益面对更多的风险。中国海外航运贸易和“蓝水海军”远洋活动是中国重要的海外利益,而商船和军舰的海外补给问题是中国海外利益保护亟待解决的重点问题。没有健全的岸基补给支撑,仅靠补给船或补给舰提供补给,无论是在补给数量还是在补给效率上,都难以满足舰船长时间海外活动的补给需求。因此,中国迫切需要建立自己的舰船海外岸基补给体系。为了促进海外利益保护和经济发展,中国的舰船海外岸基补给体系应该是一种包含经济和安全双重功能的军民两用补给体系。该体系主要包含两个部分:一是为商业港口体系,其既可以为海上航运船舶提供补给保障,也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为军舰提供补给供应;二是海外基地体系,其主要为军舰提供物资补给和机械检修服务。为了说明建立中国舰船海外岸基补给体系的科学性和正当性,本研究对点轴系统理论和力量场效应进行了分析,指出了建立舰船海外岸基补给体系的理论来源。从中国舰船海外岸基补给体系的功能和构成来看,其建设应该采取军民融合的方式进行,注重民船补给与军舰补给的协同发展。本研究对与舰船海外岸基补给体系相关的一系列国际法问题进行了分析,如进入港口和基地补给的权利来源问题,舰船和人员的管辖问题,以及进港之后必须遵循的相关规定等等。长久以来,学界对民船进入港口的权利来源问题争论不休,而军舰进入商港和进入基地的权利来源问题也没有统一的认知。民船和军舰及其船员在港口的管辖及豁免权利问题也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作为指导。舰船进入港口的过程中及之后需要遵循的关于航行安全和环境保护方面的各种制度规定等等问题也需要进行专门地相应梳理。本研究正是从这些问题出发,致力于舰船岸基补给相关法律规则的完善,期望能够为舰船的港口活动提供一些法律指导。以补给船舶和补给点的类型为划分依据,这些国际法问题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与民船海外商港补给相关的国际法问题。船舶没有进入外国港口的一般性权利,即其只有在港口国授权的情况下才有进入港口的合法权利。这种授权是通过国家参与众多国际条约或默认的形式给予的。港口国对进入港口补给的民船具有完全的管辖权,其管辖权包括刑事管辖、民事管辖和行政管辖各个不同的方面。随着环保意识的增加,港口国制定了更多与船舶污染相关的规定以治理补给船舶带来的污染。能够管控进港补给船舶的主要国际制度安排包括区域谅解备忘录和港口国措施协定。前者致力于保护航行安全和防止海洋污染,后者的主要目标在于预防、制止和消除IUU捕鱼。第二类是与军舰海外商业港口补给相关的国际法问题。军舰也没有进入他国港口的一般性权利,其进入商港补给的权利也来源于港口国授权。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建立了军舰海外商港补给的制度安排,其中以美国建立的军舰海外商港补给的制度网络最为庞大。北约、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等国家也建立了自己的军舰海外商港补给制度,而中国在这方面比较欠缺。军舰及其船员享有豁免地位,但是船员的私人上岸行为导致的违犯不再此列。对于战时交战国的军舰补给,其受到中立国中立义务的影响。交战国在中立国港口采取综合补给的方式进行军舰补给可以一定程度上规避中立国的中立义务所带来的影响。第三类是与军舰海外基地补给相关的国际法问题。虽然海外军事基地的建立还没有形成公认的国际法规则,但在一些国际条约或国家间协议的框架下,建立海外军事基地被认为是合法的。现在国际法一般承认东道国享有对基地的完全主权,派遣国仅根据东道国的授权享有基地的使用权和部分管辖权。因此,军舰到基地补给的权利应该来源于其对基地的使用权,而这种使用权则来自东道国的授权。从大国获取海外基地途径的变化趋势来看,各国越来越注重增加其获取基地的合法性。派遣国驻军的管辖豁免问题主要由双方签订的基地协定具体规定,但该问题仍然容易导致双方产生纠纷。由于基地的运行会给东道国带来众多的负面影响,包括军人犯罪、意外事故、环境污染等等问题,这可能导致反基地运动的爆发。以上法律问题的梳理对中国舰船海外岸基补给体系的建立和运行具有指导意义。中国建立舰船海外岸基补给体系的战略会受到大国战略博弈、沿线国对华政策不确定性和中国自身条件的限制。为建立完整的中国舰船海外岸基补给体系,中国的策略应该是从经济合作着手,优先进行商业港口建设,并待时机成熟时进一步筹划补给基地的部署。中国已经实施了港口外交,投资建设了大量海外港口项目,并建立了第一个海外补给基地——吉布提后勤保障基地。中国舰船海外岸基补给体系已经初具雏形。借助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契机,中国应该也完全可以建立自己的舰船海外岸基补给体系,保障中国舰船海外补给安全,从而保护中国海外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