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现代文坛兴起并持续着漂泊母题叙事文学的创作热潮。漂泊母题在中国传统叙事文学中并不热门，正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社会、文化、文学等不同层面的现代转型，为漂泊母题叙事文学热潮的兴起和繁盛奠定了基础。本论文首先分析漂泊母题叙事文学热潮涌现的原因，强调文化氛围上的转变使得漂泊为现代社会接受并推崇，而数量众多的漂泊人群所提供的丰富素材也反映到作品中。同时，在西方文学观念和文学作品的影响下，作家们确立了漂泊在现代社会的价值和意义，应和着西方文学，创作出大量漂泊母题叙事文学作品，展现出个人的探索和追求。　　本论文从现代作家文学创作观念的转变审视20世纪20～30年代漂泊母题内涵的多重发展。多数现代作家否定“载道”、“游戏”、“牟利”等文学观，把自身的人生体验、艺术追求、哲学思考等都融入现代叙事文学创作中去，追求文学的创新，自觉承担文化转型和启蒙民众的任务。他们在现代漂泊母题叙事文学创作中从多个层面丰富了其主题内涵。论文选取郁达夫、田汉和鲁迅三位典型作家为重点论述对象，分析他们分别从人生、艺术和哲学三个层面对漂泊母题境界进行的开拓和提升。郁达夫把漂泊看作人生苦旅的象征，田汉从艺术审美上对漂泊进行提升，鲁迅则赋予漂泊追寻生命本原的哲学意蕴。这些开拓和提升不仅影响了同时期的作家，更对20世纪40年代及80～90年代的漂泊母题叙事文学创作产生了积极影响。　　本论文把20世纪20～30年代漂泊母题叙事文学中漂泊者的突出形象大体分为两类:即漂泊知识分子和底层漂泊者。漂泊知识分子从古代和近代的读书人形象演变过来，本文将其大致划分为三类，分析其现代特质:寻梦者——徘徊在追寻与迷失之间，抗争者——反抗自我的内心纠结，零余者——在痛苦与沉沦中挣扎。他们身上有着清醒的现代意识，但由于在转型期社会受到各种重压，人物形象大多具有阴柔美的审美格调。底层漂泊者形象在现代作家的观照下体现出新的特质，如鲁迅、老舍等关注国民性改造，重点揭露人物身上的坏习气:目光短浅，得过且过;崇武尚权，道德缺失;厌女恐女，极端仇视。而艾芜、沈从文、萧军等则试图寻找其不受传统文化约束的一面，重点赞美他们的生命强力和生命意识:强力意志与野性活力;乐观豁达与自由自在;救急救难与救国救民。　　本论文将20世纪20～30年代漂泊母题叙事文学的叙事模式大体按两大类划分，分别以离家情节和还乡情节为核心。这些作品继承和扬弃了传统叙事文学中离家和还乡情节的一些叙事模式，并将之加入到现代漂泊母题叙事文学创作中，使其焕发出新意。现代“离家→爱情”模式通过对自由和爱情的探索丰富了内涵，并通过对爱情实现后漂泊生活的思考接续了这一模式的情节线索。现代“离家→发展”模式通过个人自我发展的不同内涵，揭示了从传统的以社会价值为主的追求向现代的以个人价值为主的追求的转变，并通过现实考验后的提升或堕落，展现出多样化的情节链条。而“离家”情节与“爱情”、“发展”主题相结合的综合模式，则通过爱情与革命关系的思考，把个人发展和社会进步联系起来，让这种模式的情节各要素结合得更紧密。同时，现代漂泊母题叙事文学彻底扬弃了传统“还乡”情节的叙事模式，并确立了三种新的模式:“还乡→告别”模式——用转型期社会游子还乡又离乡的无奈选择，演绎了与故乡再次告别的多种原因;“还乡→（被）改造”模式——用个人与故乡的改造和被改造过程，指出了漂泊对个人继续发展的重要价值;“还乡→寻根”模式——通过在故乡“寻根”，挖掘了故乡所代表的“根”的多种内涵，并表达了对文化之“根”的重新确认、进一步发掘或扬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