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以来,启蒙主义为人们绘制了一个解放的未来图景。但是,“人”的解放并没有惠及所有人。随后出现的马克思主义,是为了给无产阶级争得相应的自由；女性主义的发生,则意在给女性求取相应的解放。经过一到两个世纪的奋斗,这两种解放诉求,都取得了一定的实绩。但总的来说,它们的愿景仍然没有真正实现。冷战结束以后,人们生活在一种“历史终结”的感觉之中,但是历史永远以它的节奏向前演进。如果我们相信马克思对于人与历史辩证关系的论断,那么,如何介入到历史的发展之中,仍然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革命的实践,首先需要革命的理论。而新的理论,只能产生于对于以往的实践的总结之中。本文讨论德莱赛的《嘉莉妹妹》和丁玲早期创作的《梦柯》、《莎菲女士的日记》,正是意在总结女性寻求解放的经验和教训。本文的写作,着力处理这样两组关系。第一,女性与城市的关系。本文认为,现代新女性的出现,是传统女性与现代城市互动的产物。现代城市代表的生产关系,不断改造着女性的传统意识和生活方式。大量单身女性进入城市以后,也作为一种要素,参与到现代城市的构成之中。第二,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本文认为,现代女性普遍处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笼罩之下。女性寻求独立和解放的抗争,往往被资本主义的逻辑所收编。在这种情况下,女性欲求得解放,必须与其他反抗资本主义的力量——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联接起来。除此之外,本文又特别重视全球性的视野,将东、西方女性寻求解放的努力、语境和难题,进行了一种比照性分析,这一比照关系的建立正是基于19世纪末美国和20世纪初中国的历史现实出发的,进而对比中、美两国女性的成长经验和抗争过程。从上述思路出发,本文共分四章进行讨论。第一章题为《新女性的传统意识》,着重讨论单身女性进入现代城市所携带的资源。所谓资源,既包括女性维系基本生活的物质条件,又包括她们的思想意识。就前者而言,嘉莉的处境较之于梦柯要艰难得多。在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高度发展瓦解了家族共同体伦理观念。嘉莉要在城市生活,就必须自助。而梦柯却能够从亲属中获取暂时的帮助。就后者而言,嘉莉很难说是一个新女性。她对恋爱、家庭、家族的理解,都承袭了传统的观念。特别是在两性关系上,她将自己设定在了一个被观看,被审视的位置上。梦柯虽然接受过现代文化的启蒙教育,拥有个性解放的思想意识,但是在两性关系上,同样处于看与被看的结构之中。这种观看结构,由于女模特事件的发生,而被梦柯意识到了,并加以抵抗。因此,梦柯与嘉莉进入城市的姿态,是大为不同的。第二章题为《物的魔力》。这一章,着重探讨现代城市的消费文化对于嘉莉和梦柯起作用的过程。物的魔力不但修改了她们对于城市的想象,也修改了她们的自我意识。她们与城市之间的紧张关系被掩盖；消费生活铸造了她们对于城市的归属感。当这个铸造的过程完成之后,她们便不自觉地脱离了原来的生活轨道,本能地排斥底层的生产劳动。第三章《弱者的性别政治》,讨论了嘉莉、梦柯和莎菲在消费社会中的抵抗与失败。嘉莉严格按照男性的审美趣味自我修炼,以便提高自己在“性别自由市场”中的资本,从而颠倒她与男性之间的不利地位。但是,这个努力并没有使嘉莉获得真正的解放,她只不过从资本主义的一种生产链条转移到了另外一种生产链条之中,即从一个供男性炫耀财富和地位的奢侈品,变成了大众文化中的女性符号。梦柯没有找到任何抵抗的方式,她的人生走向,是一个不断逃避,不断败退的过程。莎菲抵抗的方式,是将自己转化为观看的主体,将异性视为被观看的客体。可惜她所采用的审美标准,依然是消费文化对于女性择偶标准的限定。第四章《人物的成长与作家的姿态》借助巴赫金的成长小说理论观察《嘉莉妹妹》,并采用日本学者竹内好的思想分析丁玲的两篇作品。嘉莉的确有所成长,但是她的成长与历史的形成(或者说美国历史的走向)并不吻合,因而,《嘉莉妹妹》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成长小说。《嘉莉妹妹》的这个形式特征,暴露了德莱赛的写作姿态。德莱赛试图采用启蒙主义价值观,回应消费社会时代来临时女性面临的难题。因此,嘉莉只是作为(作者)启蒙的对象,表现出了一种不够“典型”的成长。而丁玲对于时代难题的把握,不仅有着同样开阔的视野,同时对于文学的无用性和写作的无力感,又有着充分的自觉。丁玲的写作,不是站在高处思考这些难题,而是为了摆脱自我困境。写作是为了结束写作,结束某种挣扎的状态,因此作品中展现的永远是过去时的“丁玲”。丁玲式的“自我”充分地投入、容纳、承担起了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尽管丁玲笔下的人物永远处于挣扎的姿态之中,但是将她所有的作品放在一起,从这些挣扎着的人物中却可以看到一个成长的丁玲。丁玲独特的写作姿态,为女性解放提供了启示：女性的解放,并不仅仅是通过辨认和抵抗那些束缚性的力量实现的,因为这样的解放或许永远是一个乌托邦的愿景。然而,在女性以承担的姿态直面一切时代重压的那一刻,有谁会认为她是一个被规训被压迫的弱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