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成为一种重要的资源,个人信息商业价值日益凸显。网络跟踪技术发展使信息收集突破时间、地点、空间等因素的限制,可以实现跨平台跨应用跟踪用户个人信息。网络服务提供者往往超出服务必要的范围利用跟踪技术过度地收集个人信息。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聚合增加了信息泄露的风险。非法转让个人信息,非法利用个人信息等侵犯个人信息权利行为时有发生。虽然我国已将侵犯个人信息权利行为进行刑罚,但是刑罚具有入罪门槛限制。虽然我国《民法总则》第111条规定个人信息受到法律保护,但是该法没有明确个人信息权利属性。缺乏前置性的民事权利确权,个人信息权利无法得到充分有效的保护。我国在个人信息权利保护的立法主要集中在部门规章中,具体体现为对电信、银行等行业的经营者进行行为规范。综合我国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相关规定,我国在个人信息保护存在以下不足:第一是缺乏明确的权利确权,对个人信息权利法律属性规定不明确;第二是对个人信息权利保护主要是部门规章,法律位阶低下;第三是个人信息权利保护限于银行、电信、线上消费等特殊行业的经营行为的规范,规范范围小。因此,有必要对个人信息权利法律属性理论进行梳理,为明确个人信息法律属性、内涵及范畴提供理论支持。个人信息权利保护需要衡量个人信息权利与大数据产业利益,注重产业利益的同时,需要加强对个人信息权利的保护。比较研究欧美对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制手段,得出对个人信息保护可以采取多元规制手段的启发,可以采取立法与司法相结合,加强行业自律。司法对个人信息侵权认定标准不一,不同法院对个人信息侵权举证责任分配较大差异导致同案不同判现象。根据利益与责任相统一的原则,个人信息权利保护在司法上构建向信息主体倾斜的举证责任和赔偿制度更符合合理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