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是城市化以及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必然现象。在西方发达国家，这种迁移是单线型，在迁移的过程中，劳动力永久性的实现了空间流动、职业转换乃至社会文明的变迁。而在中国，由于特殊的城市化工业化战略、特殊的户籍制度等结构性约束，劳动力迁移呈现“钟摆型”。农民工在迁入城市之后，还常常面临着回乡和留城两种选择。　　 2008年下半年的金融危机中出现了罕见的失业潮和返乡潮，打碎了许多农民工的城市打拼梦。金融危机给农民工的就业和心理等方面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大幅下降，就业难度和劳动强度加大，工作更换频率提高，离职时多数农民工被拖欠工资，失业补偿严重缺失，大批农民工因失业、工资过低或企业放长假等原因而返乡。金融危机下农民工的迁移问题再一次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农民工如何规避金融危机风险及以什么样模式进行迁移的行为选择不仅受到宏观结构性因素的制约，也与农民工自身所拥有的资本以及资本控制有关。为此，笔者试图从微观层面入手，以农民工的理性选择为主线，探寻金融危机下农民工迁移行为的根源。　　 研究结果发现：农民工在金融危机中所受到影响程度的大小因其拥有的资本(也叫资源控制)不同而表现出差异性。在金融危机的结构性压力下农民工主动运用自身的资本寻求规避风险的行为策略。这种行为选择策略是一种理性行为，不仅仅体现在对生存理性的选择上，而是更多的凸显了经济理性以及社会理性的作用。而在迁移模式的选择方面，不同类型农民工的选择模式具有多元性，具体表现为“叶落归根”型、“落地生根”型和城乡徘徊型。农民工作为自身实践的主体，其对自身迁移的行为选择是在一系列结构性要素的制约下，依据自身禀赋以及对于城乡认知做出的符合自身效益最大化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