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地是重要的农业生产劳动对象、生产要素及空间场所。耕地利用的方式与水平对区域农业生产效益、粮食产量、农民收入和生态环境都有着深刻影响。在“五化同步”的大背景下，实现耕地利用集约化，是缓解人地矛盾和协调“五化同步”推进的重要环节。成都平原城市群既是我国中西部的经济高地，也是全国城乡统筹先行推广示范区，肩负着打造我国战略“第四极”的重要使命。然而，农业生产效益不高、产业化不显著、人地矛盾日益凸显等诸多问题，都制约着成都平原城市群实现率先跨越和全面可持续发展。因此，开展成都平原城市群耕地集约利用研究，挖掘耕地利用潜力，提升耕地利用综合效率和效益具有重要意义。　　据此，本研究在综合考察成都平原城市群耕地资源禀赋及其变化的基础上，结合耕地集约利用的内涵，构建成都平原城市群耕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耕地利用集约度测算模型测算了各县级单元耕地集约利用综合指数。利用耕地集约利用协调发展度模型和耕地利用集约度考核模型分析了耕地集约利用的协调性和时序变化特征。借助ArcGIS10.1、GeoDa095i等空间分析软件揭示了研究区耕地集约利用的时空格局演变特征。运用障碍度模型，分析了制约研究区耕地集约利用的主要障碍因素及其障碍机制。主要得出如下6点研究结论:　　(1)2000～2012年成都平原城市群耕地集约利用水平不断提升，各类指数变化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是不同时期各类单项指标往复运动的结果。耕地集约利用IUPS系统整体处于比较协调状态，且总体呈上升趋势。大部分县级单元耕地集约利用协调发展度呈不断优化趋势。　　(2)由于不同时期耕地资源禀赋、耕地投入强度、产出水平等的非同步变化，研究区耕地集约利用水平提升幅度呈现出四周高中间低的空间格局，而提升速度大致趋于平衡。全区耕地利用整体集约水平都有较大提升。　　(3)成都平原城市群耕地集约利用水平空间差异显著，大体呈现出中部县级单元耕地利用集约度偏高，市辖区耕地利用集约度较高，耕地利用集约度相近的县级单元呈簇状分布的空间特征。就空间均匀度变化而言，耕地利用集约度相近的县级单元分布较为集中，且不同时期各集约类型的空间集聚性明显。小部分县级单元耕地利用集约类型始终保持稳定。　　(4)耕地利用集约度重心变化能够清晰反映耕地集约利用水平变化的轨迹和均衡程度，揭示耕地集约利用的空间变化规律。研究区耕地利用集约度重心总体向西南方向移动，耕地集约利用水平空间非均衡性明显。南北方向上耕地集约利用水平的差距是导致集约度重心偏离几何中心的主要力量，是造成全区耕地集约利用水平差异的主要因素，加快北部县域耕地集约利用水平的提升是缩小耕地集约利用空间差异的重点。　　(5)成都平原城市群耕地集约利用存在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但集聚性随时间推移有降低趋势。局部自相关分析表明，岷江、沱江冲击平原北部县级单元是耕地集约利用水平较高的区域，但随着时间推移，此类县级单元数量由北至南逐渐减少，这一变化态势正好解释了耕地利用集约度重心持续南移这一客观事实。研究区北部和东南部的山地丘陵区是耕地集约利用水平较低的区域，这些县级单元呈块状连片分布，且空间结构较为稳定，耕地集约利用水平提升空间巨大。　　(6)耕地投入强度是制约成都平原城市群耕地集约利用的首要分类障碍因素，主要由地均农电投入量较低和农业机械化水平较低造成。耕地电力投入和农机动力投入也是制约耕地集约利用的主要单项障碍因素。　　基于以上结论，成都平原城市群要进一步提高耕地集约利用水平，还需强化基础设施建设，保证耕地投入力度;优化农业人力资本，巩固农户主体地位;完善土地政策，发挥整合效应。同时，还需要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发挥专业化生产技能。以发挥耕地集约利用在保障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农民增收和缓解人地矛盾等方面的综合效应。障碍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