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信仰至今仍是许多地方乡村生活中的重要文化事实。民间信仰既是乡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村民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关于民间信仰在中国乡土社会和文化传统中的价值和意义的问题,还需要立足丰富的田野个案进行深入讨论。特别是关于通神者马童通过表演与叙事的手段来树立自身神异形象,并据此处理村落中与个体、家庭危机相关的生活事件的研究,还有很大拓展空间。通神者马童是冀南乡村地区民间信仰的重要参与主体,对其身份的多样性、行动的多层次性及不同身份和行动之间的相互支撑及内在关联等问题进行讨论,有助于更为全面地理解该群体的行动意义,有助于理解这一区域民间信仰的实践逻辑,进而有助于对乡土社会现存民间信仰进行合理引导和治理。一般来说,在村落中,马童身兼三个角色:普通村民、民间文化权威和通神者。在日常生活中,马童会根据不同的交流场合,随机选择某一种身份。正如民间信仰并非占据村民全部的日常生活一样,民间文化权威和通神者的角色也并非马童的全部角色。事实是,马童的民间文化权威和通神者角色更多的是一种建构的结果。田野研究发现,无论马童如何宣扬其神异能力来自神灵的授予或其他偶然事件,都不能离开讲述灵验的叙事和进行设坛通神表演这两大手段以获取和积累神异资本这一基本事实。当然,通神者不仅是信仰活动的主体,更是日常生活的实践主体。马童虽然在乡村社会从事信仰活动,给村民提供信仰服务,但他们并非职业化宗教领袖,甚至也不是兼职的宗教人员。马童身处地方日常生活之中,随时在通神者与普通村民两个身份之间转换,这构成其身份的模糊性和多样性,同时也使得自己能够在进行通神的表演和叙事时大量地运用地方生活知识和经验。在冀南涉县地区,马童是一个群体,他们在当地民众日常信仰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活跃于乡村庙会、民间社火和家庭坛口,并通过起社、修庙、办庙会、护驾等行为参与集体性仪式活动,对活动的顺利进行起到重要作用。他们还通过降神附体的通神仪式,在坛口、庙宇神龛前参与解决事关村民家庭和个人危机的个体性仪式,为村民看病问事。马童利用顶神并替神“传话”的方式介入对村民个体和家庭危机的处理,虚病的观念、报的观念、命的观念,这些都是马童传话中的核心观念,并与日常生活中的道德准则紧密相关,“传话”不断强化着信仰观念与道德观念相一致的价值取向。在家庭坛口和乡村庙会这两种不同层级的仪式情境中,马童有与其身份相匹配的不同的表演行为。在村落集体性仪式场合,马童借“灵验”的传播积累了“人气”（人们都知道他或她很“灵”）,从而得到修庙或庙会仪式所需的财力与人力支持;同时,他们通过主导修庙、办庙会等公共事务,又进一步增强其神异性,积累更多的神异资本,使其在参与村落集体性仪式活动中具有更多的话语权。在家庭内部个体性仪式场合,马童通过借助坛口繁琐的仪式行动和口头叙事（比如曾经治好多少人的病,或曾经治好多么复杂的病之类）,向前来看病问事的信众展示其神异力量,同时这些仪式和讲述又不断地强化着他们在信众心目中的神异性权威的地位。田野研究发现,村落庙会与家庭坛口两个不同层次的信仰场合,实际上勾连起了乡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是通神者马童,还是作为信众的普通村民,他们都在这些周期性或日常性仪式活动中,不断调适和经营着自己的生活秩序。当生活秩序被偶然或突发因素破坏致使其失去平衡时,村民需要向神灵祈求解决方案,而马童所扮演的正是与神灵沟通并为村民提供解决方案的角色。在此过程中,某一马童是否会被选择以及是否会被信任,取决于他的通神表演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满足信众对灵验的期待。为了宣扬其沟通神灵的灵验,马童会采取许多“策略”,这些策略包括前面提到的讲述神异故事和操演复杂仪式。在村民所求得到满足、其生活秩序重新获得平衡后,马童重新回归普通村民角色,并等待着下一个寻求帮助的村民的到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循环往复的状态,既是该地区民间信仰的实践形式,也是民间信仰的存在方式。无论表现为日常性的仪式活动还是周期性的仪式活动,无论是个体性仪式活动还是集体性仪式活动,无论是通过马童建立人神交流关系还是直接建立人神交流关系,民间信仰都不会超然于日常生活之上,而是深刻地嵌入日常生活之中,作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无法剥离的重要组成部分,参与着地方社会的建构与生活秩序的调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