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Orhan pamuk,1952-至今)因其“在追求他故乡忧伤的灵魂时发现了文明之间的冲突和交错的新象征”而被瑞典皇家学院授予诺贝尔文学奖,成为迄今为止文学奖最年轻的得主之一,还被誉为“亚洲最聪明的小说家”、“欧洲三大核心小说家之一”。在他的获奖作品《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一书中,帕慕克称“故乡忧伤”为“呼愁”。本论文主要以此为文本,讨论了帕慕克对伊斯坦布尔“呼愁”的文化反思。绪论主要介绍了本选题的研究现状、意义以及伊斯坦布尔“呼愁”产生的时代背景、历史现状。第一章阐述了伊斯坦布尔“呼愁”的文化内涵以及文化体现。在帕慕克看来,伊斯坦布尔存在一种宿命的忧伤,这种忧伤就是伊斯坦布尔的“呼愁”。“呼愁”与普世性的忧伤、伊斯兰宗教的忧伤,三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另外,这种“呼愁”主要体现在伊斯坦布尔人生命方式、精神境界以及思想状态上。第二章主要论述了帕慕克对“呼愁”的文化反思。在帕慕克看来,“呼愁”是被西方和本国统治阶级共同建构的。在西方人看来,伊斯坦布尔城市是一个贫穷,令人忧伤的城市。统治阶级推崇西方,实行西化,全盘接收西方文化,西方对伊斯坦布尔有着忧伤的记忆,伊斯坦布尔人陷入西方建构出来的忧伤话语中,无法自拔,最终形成宿命的忧伤。这种忧伤,在帕慕克看来,导致了伊斯坦布尔人主体性消失和文化身份迷失的严重后果。最后,总结了帕慕克对“呼愁”的文化态度。在帕慕克看来,伊斯坦布尔的“呼愁”出现在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中,它是统治阶级由于没有处理好自身与西方的关系,丧失了自己的主体而造成的。在他看来,文化交汇出现的混乱无法避免,我们要正视由混乱而带来的忧伤,面对西方,我们要重构自己的主体,不使自己在其中迷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