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各方媒体上频频爆光了许多性侵未成年人的案件,其中不乏一些恶性案件更是引发了社会关注,对性侵害未成年人罪犯采取更严厉规制手段的呼声因此也越来越高。在此背景下,以浙江慈溪市为代表的各地方出台了一系列制度以期规制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其中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人员信息公开制度尤其引人关注。2020年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也聚焦了该问题,规定了学校、课外辅导机构等与未成年人密切接触的单位,负有查询员工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义务。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人员信息公开制度,是指将有性侵未成年人犯罪记录人员的个人信息向社会公开,使相关利益主体或公众能够及时获取犯罪信息,以达到预防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目的。该制度源于美国“梅根法”,属于性犯罪记录制度的一部分,现在各国主要采取主动全面的社区公告和被动有限的披露查询两种模式。二者的核心区别在于,前者倾向于对未成年人利益采取最大化的保护,而后者则更注重对犯罪人隐私权的保护。本文第一章以我国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现状为背景,着重对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进行分析,认为有必要对性侵未成年人犯罪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从而引出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人员信息公开制度,并从制度内涵和国内实践两方面进行论述;第二章对该制度的主要理论依据:儿童最大利益、社会防卫理论及新刑罚学中的危险评估与危险控制等做了介绍。后尝试对该制度的性质作出界定,从刑罚属性和适用对象角度分析认为信息公开制度并非是一种刑罚措施,而与社会控制、犯罪预防的理念相符,应当属于一种犯罪防控措施;第三章对域外两种主要的信息公开方式:主动、全面的“社区公告”模式和被动、有限的“披露”模式的相关制度进行了介绍,并通过对二者差异的分析引出该制度的核心问题:犯罪人隐私权和儿童最大利益的冲突;第四章分别从犯罪人的视角和未成年人的视角对各自利益进行讨论,分析不恰当的信息公开对犯罪人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以及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在我国适用问题。后从必要性原则的角度论证,相较于化学阉割和电子监控等规制性犯罪的技术手段,信息公开对犯罪人权益的限制较小。而具体到两种模式选择上,本文认为社区公告的公开方式极度限制了犯罪人隐私权,基本否决了其回归社会的可能性。而只有在对性犯罪人实施信息登记、从业禁止、被动查询等制度仍无法遏制再犯的情况下,才应当将主动公开犯罪人信息的社区公告制度可纳入考察范围。最后本文建议,在现有的入职查询制度基础上,建立包括允许未成年人监护人在内的、以查询为主的有限信息公开制度,并对相关的信息登记和再犯风险评估制度提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