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阳长台关一号墓共出土了两组竹简,第一组为竹书,第二组为遣册,学界皆无异议。唯竹书性质何属,至今仍争讼不已。总其意见,共有三种。其一,李学勤先生首倡,后又放弃,为杨泽生先生重加论证的儒家说。其二,李学勤先生在放弃竹书的儒家说后,另立的新说——《墨子》佚篇说。其三,与李、杨二先生不同的是,李零先生没有在已知先秦诸子中择其一种而定性,而是认为竹书或为周公、申徒狄问对中的一种,属于古书的单篇流行。在这些关于竹书性质研究的意见中间,李学勤先生的意见自始至终都受到学界的重视：从早期一边倒的儒家说到后来一边倒的《墨子》佚篇说,几乎没有异议。可以说,直到李零先生《<申徒狄>研究》一文出,才使这一问题风云再起。而杨泽生先生重提竹书的儒家说,则可谓是更添疑云。于是,关于这一问题,至此已演成一三国鼎立之局——《墨子》佚篇说、单篇流行说、儒家说。三说皆有其自立之处。三者之中,何所为是?还是另有隐情?要解开这个谜团,我们就必须上述诸家之说进行检讨。于是,我们以李学勤、李零、杨泽生三位先生的相关研究为重点,从字词训释、墓葬年代、竹书学派性质等方面,对相关研究进行了仔细的梳理。先从字词训释说起。这一方面,大部分学者差异不大,惟何琳仪先生自辟蹊径。何先生所解虽别有会心,但对简文性质的判定来说却意义无多。因为何先生释读得到的结果也是周公和申徒狄对话,二者意见相左,针锋相对；这一点,和诸家并无差别。既然主人公没有变化,对话的主旨思想没有变化,所要表达的主张也没有变化,对简文性质的判断自然就不会有实在的意义。目前,就简文的释读来说,虽然要想做到“泰山不移”般的“字字征实”,还有困难,但文意已大致可通。简文的这一部分当为周公与一位名叫“易”的人的对话,主要围绕“贱人”中是否也有贤人,以及应该如何对待这些“贱人中的贤人”展开的。同时,我们综合诸家所论,认为长台关一号墓应为战国中期前后的墓葬。关于竹书的性质,李学勤先生最初根据竹书中的一些词句,断其为儒家,后又利用中山大学学者所发现的《太平御览》中的一段儒墨对话形式的《墨子》佚文,重定信阳竹书属于墨家,为《墨子》佚篇。杨泽生先生认为,李学勤先生从竹书的“思想内容和用词习惯”这两个方面来研究竹书学派性质的“方向”是正确的。所以,杨先生的论证也是“从这两个方面来展开”的。我们通过一一检视,发现李、杨二家的研究不仅证据不足,甚而在论证的逻辑上也不无混乱之处。我们还发现,三说的提出略有不同。李学勤、杨泽生两位先生对各自的观点相当自信,语气也很是肯定；而李零先生则是试探性地在李学勤先生的基础上提出了另外一种可能性。而通过研究,我们发现李学勤、杨泽生两位先生极为肯定的语气是因为对先秦古书流传和成书的复杂性估计不足所致。从这个意义上讲,李零先生的研究起到了一种查缺补漏的效果。当然,就信阳竹书所反映的多向性而言,诸家的推论皆有其可能性。然而,就学界目前所掌握的资料而论,实不足以盖棺论定,三说皆有一定的可能性,故《墨子》佚篇说、单篇流行说、儒家说,还是三说并存得好。通过对信阳竹书的考察,本文也想提供一种对待先秦文献的思维方式,即在文献匮乏,典籍无征的先秦历史和文献的研究中,如何对待因为材料的限制所带来的结论多向性的问题。愚以为,一方面应当在材料允许的情况下,进行更多面向的可能性探求。如果没有确证,还是以慎言阙疑为好。或许,这看起来没有定于一尊简单明了,甚至是增添了某些“混乱”,但作为研究者,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即便某种“倾向”已经在那里“欢呼雀跃”,就要脱口而出了,但仍要把住最后的关口,因为材料在那里摆着。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从材料出发,尽量地“去熟悉化”,以便深入到材料的“内在理路”之中,从而最大限度地再现材料原本可能极为复杂的面相。所以,这种看似无所适从,没有结论的结论,却可能反映的是更为客观、审慎的研究态度,恰恰符合了历史研究“客观”的要求。并且,解决疑惑,求得一个确定的结论,只是史学的一个面相,但史学并非以此为其唯一和最高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