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自2013年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旨在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而“一带一路”的建设需要充足的资金资本支持。2017年,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的易纲在采访中曾表示,中国为“一带一路”搭建资金平台、促进资金融通,并不意味着单向的资金支持或单方面让利。“一带一路”的投资项目具有周期长的特点,并且绝大多数的项目追求投资回报率,中国愿与沿线国家实现命运共同体,但仍需沿线国家与地区积极探索金融创新,构建与经济全球化和本国政治体制相适应的金融体系,确保投资的稳定。这既有利于中国在沿线国家开展各项投资建设,也有利于我国无论是资金资本还是制造业走出去,同时还可以获得较好的投资回报,实现共赢的局面。因此金融体系在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中占有重要位置。而普惠金融区别于传统的金融,其具有服务于整个社会群体的资金需求,特别是为弱势群体提供成本适当、快捷安全的金融服务的特点。由于普惠金融的独特特点,而“一带一路”沿线的大部分不发达国家更容易构建出符合国情的普惠金融体系,更有利于吸引中国对外投资。因此,沿线国家通过发展普惠金融完善金融网络营造良好的金融环境和投资环境这对吸引中国OFDI有着重要意义。综上所述,本文基于42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2015-2020年的面板数据,探讨中国OFDI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二者之间存在的关系,进而为中国对外投资决策和沿线国家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提供研究依据。本文依据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WDI）,结合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将普惠金融划分为3个维度,即普惠金融可得性、普惠金融效用性以及普惠金融渗透性,并选取了11个能够代表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一同构建起“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数体系。根据所构建的普惠金融评价体系,采用因子分析法对本文所选取的42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分析,以具体了解沿线国家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情况。测度结果显示,“一带一路”沿线的各个国家在普惠金融的综合水平以及普惠金融的效用性、可得性和渗透性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此,需要进一步探讨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对中国OFDI的影响。本文选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以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指数为核心解释变量,中国对沿线国家的OFDI为被解释变量,还有其他控制变量分别是沿线国家的政治稳定性、劳动力成本、资源密集度、贸易开放程度、外资依存度、市场潜力和市场规模。通过Heckman模型剔除样本自选择误差,从而更准确的验证沿线国家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对中国OFDI的选择与规模产生的影响。根据实证结果,在其他控制变量不变的条件下,沿线国家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每提高1%,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将增加1.4089%。并且在稳健性检验的基础上进一步说明Heckman两阶段模型结论的可靠性。同时,普惠金融渗透性、普惠金融可得性和普惠金融效用性这三个维度指标的实证结果也显示,任意一指标发展水平的提升均能够促进中国OFDI规模的扩大,而且普惠金融渗透性这一维度的促进作用较为显著。在基础回归检验的基础上,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来验证假设机制是否成立,中介效应回归结果显示基本假设成立,更进一步为证明了普惠金融发展对中国OFDI的正向促进作用。普惠金融作为金融发展中的新概念新理论是经济金融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它的发展不仅能促进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改善金融环境,而且对于实现国与国之间的金融互通、消息共享、改善投资环境有着重要意义。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国与国之间的经济金融合作更加紧密,一方面,中国应借助普惠金融发展这一指标,更加全面斟酌投资决策,同时也可通过帮助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较差的国家发展普惠金融,通过金融合作加快“走出去”的步伐。另一方面沿线国家也应利用普惠金融指标发现自身不足,从而有针对性的进行改进,以吸引更多的合作与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