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被称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自然哲学与伦理实践的根源，自17世纪至今，先后被翻译成多种西方文字。目前，公认最权威的英译版本是英国传教士理雅各翻译的版本和德国汉学家卫礼贤翻译为德文后由贝恩斯转译为英文的译本。在国内，较著名的则是由汪榕培、任秀桦合译的版本。《易经》的这些译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界传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诸多的原因都存在着各种不尽人意的地方。近些年来，翻译研究蓬勃发展，取得了许多重大成果，尤其是文化翻译理论的崛起，促使更多学者从文化的视角去审视翻译工作。文化翻译理论认为翻译不仅仅是两种语言符号的转换，更是一种跨文化的交流活动，其主旨是宣扬本国文化和传播外来文化，保持文化多样性和促进文化多元化发展，文化因素是翻译活动中的重要因素。不同时期的翻译也都是为了满足不同时期的文化需要以及满足特定文化里不同群体的需要。因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移植或传递源语中文化因子，使译语读者能够领略异域文化特色，获得源语读者之源语文化相同的感受，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文化翻译理论认为翻译应以文化作为基本单位，从这个方面来说，以极具民族性的文化负载词为切入点考量《易经》的翻译问题是一个自然而然的选择。根据尤金·奈达的观点，文化负载词可分为五大类：语言文化负载词、物质文化负载词、生态文化负载词、社会文化负载词和宗教文化负载词。本文选取理雅各、卫礼贤、汪榕培三个具有代表性的权威译本，从文化翻译的视角，通过比较分析的方法分五类对其中文化负载词的译法进行研究，剖析他们各自的翻译特点和得失。这些译本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存在着对原文的误解、忽视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文化内涵的缺失等方面的问题。针对以上这些问题，本文提出：第一，要深入研究中国国学，了解中国历史文化，避免对原文理解的障碍；第二，要正视中西文化的差异，实现译语文化与源语文化的功能等值；第三，深刻理解《易经》的内涵，体会其“阴阳变化”的哲学思想。在此基础上，还探讨了《易经》文化负载词翻译的一些技巧：图像符号法、音译加注法、音译加阐释法、意译法、淡化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