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赫金理论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被介绍到中国后，就在学界形成研究和运用的热潮。复调小说理论首先成为研究的重点，并很快被中国批评界接受，成为中国批评界的理论武器。 90年代，国内的巴赫金研究全面展开，其重要学术思想都进入中国学界的研究视野，对话、狂欢化、超语言学思想和话语理论这些具有代表性的范畴都开始被探讨，形成研究热点。对巴赫金小说时空体理论的研究也逐步进展。巴赫金的研究者不光是文学研究者，语言学研究者也参与进来，形成了跨学科的研究。随着整体研究的推进，巴赫金理论的方法论问题也开始被探讨。 新世纪以来，巴赫金研究进一步深入。对话理论的深层命题，如微型对话、潜对话等被着重分析探讨。狂欢化理论研究仍然是热点，并有新的研究成果出现，狂欢化中蕴含的审美性质和多层面内涵被挖掘出来，加深了人们对狂欢化理论的理解。巴赫金理论中的“外位性”思想、“他人”概念、小说体裁理论等也都受到关注和研究。 巴赫金理论的引进，对中国当代文艺批评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对话、复调、狂欢等巴赫金术语已广泛渗入中国当代文艺学的话语中，潜在地影响中国学者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钱中文抽取巴赫金的对话理论的精神内核，展开了他对当代文艺理论建设的思考，倡导新型的“交往对话的文学理论”，这种运用本身也体现了中国研究者对待外来理论资源的“对话”态度。 巴赫金理论在文学批评实践中的运用，带来了新批评视角和研究方法，拓展了批评空间，也获取了一些新研究成果。这些批评实践表明，巴赫金理论术语同样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中获得了生命力。严家炎、郑家建、王德威对巴赫金理论的运用各具特色，值得我们仔细地考量。 中国当代文化批评对巴赫金理论的借用也十分广泛。巴赫金理论运用的领域主要有：大众文化研究，民间文化研究，社会文化转型期现象分析。在这些不同领域的研究中，狂欢化理论尤其受到偏爱，被通过不同方式应用到具体文化现象的批评中。刘康是运用巴赫金理论分析中国转型期文化现象的典范，他把巴赫金理论定位成一种文化转型理论，颇具启发性。 反思中国的巴赫金热，原因有二：一是巴赫金理论体系的核心思想“对话”与中国传统文化“和而不同”的精神有共通性，这使得巴赫金理论和中国问题之间具有了一种解释上的适洽性；二是巴赫金理论适应了中国文化转型的当下的需要。巴赫金理论在解决诸如反拨一元话语、应对文化转型、解困批评话语这些中国问题方面有它实际的便利。 巴赫金理论在中国当代文艺批评中的借用为阐发研究提供了具体案例。通过对巴赫金理论在中国应用状况的考察，我们认为，要达到阐发研究的有效性，要遵循两个原则：一是对对象作出有效合理的阐释是阐发研究的首要目标；二是对西方理论资源要有符合实际情况的理解，根据理解进行合理有效的利用。最后还要权衡阐发对象和借用的西方理论之间是否有内在沟通的适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