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是一个文学思想较为活跃的时代。伴随商品经济发展与市民阶层壮大,新的文化思潮、社会风尚等因素的介入使得文学的价值取向逐渐改变,传统诗文创作寻求新的出路,被认为“难登大雅之堂”的小说、民歌、戏曲等逐渐被欣赏。其时,登上历史舞台的市民与士人交互影响,儒学世俗化与市井风俗人性互为映照,以文为戏与以文为教的思想相互缠绕。身处其间的通俗文学家冯梦龙是个矛盾的结合体。作为冶游市井的畸人才子,他以“俗”的标准探索文学创作的新路,身为抚心世道的儒士治吏,他又以“雅”的追求回归情正理适的审美。趋俗从时的“适俗”理念与提俗向雅的“化俗”理念通过“情教”的联接而共生,构成了他在俗与雅之间的独特通俗文学观。白话小说“三言”、民歌集《山歌》《挂枝儿》、戏曲集《墨憨斋定本传奇》、笔记小品《情史》《智囊》《古今谭概》《笑府》等都集中体现了他“适俗”与“化俗”兼备的通俗文学观。本研究以冯梦龙“三言”、民歌、戏曲、笔记小品的创作与改编为依据,结合他所处社会环境与复杂的人生经历,分析他通俗文学观生成的背景,探讨其雅俗观,阐明他调和俗雅的方式与雅俗共赏的通俗文学观,探究通俗文学观在其文学实践中的具体表现,揭示“适俗”与“化俗”的通俗文学观对后世的影响。本研究将从五个方面阐述冯梦龙的通俗文学观:第一章:明代俗文学思潮的兴起。明代商品经济发展,市民阶层壮大,使得通俗文学在商业出版中比重增大。随着俗文学思潮的兴起,文人群体观念发生变化,文学开始聚焦市井题材,关注市民生活,这些因素共同促进了明代市民文学的繁荣。而生逢其时的冯梦龙,既有市井生活与俗世民情的了悟,又有着科场失意与文友交游,复杂的人生经历让他由雅入俗,又化俗向雅。他的通俗文学观正是在时代环境与个人命运的交织影响下产生、成熟并付诸实践的。第二章:冯梦龙的雅俗观。冯梦龙对“俗”与“雅”没有明确地下过定义,但通过他作品序言、评注、批点中零散的理论阐述,并参照其具体的文学实践,其实不难梳理出他对“俗”和“雅”的基本界定与解释。冯梦龙所谈的“俗”,既指向市民阶层的习性、情志、本能,包括人俗、语俗、事俗、情俗,同时也指向市民鄙俗的一面,即超出社会规范、合理欲望的人欲。冯梦龙所谈的“雅”,与“俗”相对,以雅正为核心,包括了思想行为“不惊俗”、语言言谈“不骇耳”、审美情趣“不伤心”等内容。第三章:俗雅共生与冯梦龙的通俗文学观。冯梦龙通过达至情之“真”、宜市民之“趣”、描庸常之“奇”的“适俗”以“触里耳”,通过曲终奏雅的教化、文人趣志的融入、和雅语言的表达“化俗”以“振恒心”。礼教性情化的“情教”联接起冯梦龙趋俗从时的“适俗”理念与提俗向雅的“化俗”理念,力图达到一种自然行于理又自然发乎情的情理交织的审美境界。第四章:冯梦龙的通俗文学观及其文学实践。冯梦龙的创作与改编都鲜明地贯通着他“适俗”与“化俗”兼具的通俗文学观。从小说理论与创作看,他对内容主题、艺术结构、小说语言做出了雅俗结合的尝试,追求适俗奏雅的境界。从民歌理论及采编看,他兼顾桑间濮上的浅俗与清雅的妙趣,既遵循“情其性”的情真模式,也有“性其情”浪漫情正的雅调,既重男女真情,又借情施教。从戏曲改编及创作看,他以“忠义为先”的教化思想为核心,既要求情节可观又追求丽词俊音,坚持“本色”“当行”之语的同时重视舞台表演艺术。从笔记小品理论及创作看,他以诙谐谑浪的短章小品娱人广情,又将劝世疗腐的苦心深意蕴涵其中。第五章:冯梦龙通俗文学观对后世的影响。冯梦龙将文人思想志趣带入话本创作,助推了话本文人化转向。而由他开启的以情理交融为核心、兼顾俗趣与雅韵的雅俗结合新范式更是垂范后人,影响深远。他所建构的“俗美——情真——理适”民间审美价值观,促进了市民从追求奢靡享乐的欲望中抽身,转而回归到纯朴率真的本性,即便在今天依然具有劝励世人向真向善的教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