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公共治理理论提出以来,公共行政学界对于“什么是治理”还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分歧。因为学界无法在“什么是治理”这一问题上达成基本共识,进一步导致了对“如何进行治理或治理是如何被组织起来”在制度层面的研究更加少,如果不解决治理本身如何进行运作这个问题,那么治理只能停留在设想甚至是理论层面。根据哈贝马斯的协商理论,可以认为公共治理本质是一种交往行为,因此,公共治理的各主体应以公共协商为基础,在公正合理的话语规则和程序下、建立公共理性等以增进理解、达成共识,建立起一种公共治理的网络式合作机制,以达到公共治理的目标。众所周知,政府的作用和地位具有不可替代性,政府的价值诉求、公共协商中政府的分权,以及如何做到在动态平衡中实现政府的职能,将关系到公共治理运行机制的构建。而且,在公共治理在实际运行中也存在诸多问题,公民精神的培育、公共责任的模糊、多元社会的普遍冲突、合法性危机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公共治理更多的沦为一种看起来美好,但是操作起来,困难重重的理论和工具。因此,各主体的参与机制、表达机制、共识达成机制、公共责任机制等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关系到公共治理运行机制的设计是“道德乌托邦”的美好理想,还是具有可行性的实践设计。在理性、真理、主体性、意义被解构、被颠覆,价值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甚嚣尘上的今天,多方的协商对话为多中心治理主体之间相互包容、相互依存、相互参与带来了可能,而机制的构建又使多中心参与协商得以制度化,这必然有利于促进公共治理的有序进行,为公共治理得以实现提供了一条途径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