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伊始,有关“权力在道德上为什么是对的”的问题就引起诸多思想家的思考。韦伯从经验主义角度提出了三种统治类型,哈贝马斯在此基础上对政治正当性从规范主义和经验主义两个角度进行阐释。规范主义正当性和经验主义正当性都存在理论上的瑕疵,但这给我们去观察政治正当性提供很好的视角。站在众多思想家的肩膀上,我们可以从实质性要素、程序性要素和有效性要素三个角度去探求政治正当性基础。实质性要素体现了政治统治中应该有的道德因素,将政治哲学与道德哲学相联系,形成道德政治。古希腊时期对于“正义”的讨论,中国封建时期提倡的“仁政”都是在这个层面上讨论的。程序性因素则是抛弃了绝对价值,是从事实出发,不关心价值是什么,只探究“是什么”,而不问“应当是什么”。程序性要素在现实政治中更多的体现为具体政治制度的内容及运作方式。韦伯提出的法理型统治及中国古代一整套政治制度设计诸如“三省六部”制都是在程序层面构建政治正当性。有效性要素则是体现了政治统治的实绩,被统治者在统治过程中得到满足。韦伯提出的魅力型统治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政治统治的有效性。在现代政治制度中,仅仅依靠实质性要素、程序性要素抑或是有效性要素难以构建起政治正当性,人权理论因其自身特点为构建当代政治正当性奠定了基础。人权视域下的政治正当性建构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展开论述。从实质性要素来看,人权在本质上说是道德权利。本文通过分析论证认为人权的道德基础在于人类社会初期形成的“不得损害他人”规则。在人类进入政治社会之后,“不得损害他人”的规则拓展为政治统治者不得损害被统治者利益。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人权建构政治正当性就使得政治统治者应该更加尊重和保障公民个体的利益。从程序性要素来看,人权理论应该贯彻到具体的政治制度中。比如建立人民主权制度和权力制约制度。人民主权制度主要通过代议制和自治制来实现。权力制约制度具体可以通过权力制约权力、权利制约权力、道德制约权力、法律制约权力等方式得以实现。有效性是实现政治正当性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实现政治正当性的充分条件。有效性与人权有着紧密关系,保障人权即是在推动有效性的实现。人权可以让我们的经济发展由物本主义向人本主义转变,可以让我们的政治从理论到实践都变得更加民主,让我们在减少绝对贫困和相对不平等两个方面去实现社会公正,以实现我们个体所希望的社会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