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获得飞速发展。然而,伴随着工业化进程加快和经济高速发展,我国的环境问题逐渐凸显并呈现愈加强烈之势。绿色创新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途径,有利于生产发展方式的转变。环境规制作为政府治理环境的关键方式,在当前环境污染问题和实现“双碳”目标下,环境规制的制定对推动绿色创新有重要影响。因此,探究政府环境治理行为对绿色创新效应及作用机制,并最终提出对策建议。论文围绕政府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效应的影响展开。首先,对环境规制和绿色创新概念、环境规制强度、环境规制工具、绿色经济效率、绿色创新行为等文献进行整理,为文章的写作提供理论借鉴。其次,回顾了环境规制的相关理论,为后续研究的进行提供理论依据和指导。第三,对环境规制的发展历史进行梳理,不仅可以了解我国环境规制体系的发展历史阶段特征,而且也能够清晰的知道当前环境规制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推动高质量发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而且本文也着重地分析了环境规制实施的效果,更加直观地显示了我国在环境治理过程中所取得成就。第四,基于上述的基础,本文提出和验证了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具有“成本遵循”和“创新补偿”两个方面的效应,进一步找出其背后运行的中介机制。并且,依据空间异质性本文分析了不同空间维度下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效应的影响以及不同的运行机制。最后,针对于上述分析和本文立足于新阶段的主要任务与战略目标,提出了对策建议。研究表明:第一,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效率驱动效应的大小呈2012年前增加,其后降低的倒“U”型时间分布特征。而且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效率的遵规成本效应要小于创新补偿效应,使得环境规制的综合效应为正,即“波特假说”在本样本内得到验证。第二,在作用机制分析中,产业升级呈线性关系,环境规制越强,产业升级也越强;综合R＆D经费支出增长有助于绿色创新专利数量增加,说明随着研发投入力度增大对绿色创新影响会有正向突变,资金投入越多产生绿色创新的数量就会更多;在环境规制强度较低时,“污染天堂”假说成立,双向FDI确实会造成污染密集型企业集聚,显著降低绿色创新效应。第三,在政府经济支持中,随着研发补助力度增大,费用型环境规制会降低绿色创新效应,命令型规制的绿色创新效应得以增强;随着低碳补助力度增大,命令型环境规制的绿色创新效应得以加强。其次,地区异质性分析。在政府法律支持中,政府知识产权保护越强,生产者权益保护越强,环境规制强度对绿色创新的影响越大,调节效应越显著。命令型环境规制带有一定程度强制性,政府无法通过保护产权和生产者权益达到主动刺激企业进行创新的目的;知识产权保护与生产者权益保护并不能促使投资型环境规制的绿色创新效应有所增长。与现有研究相比,论文的贡献主要在于（1）在我国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的发展不能再以环境换取生产力,要注重绿色创新。但是当前学者对环境规制政策实施的过程中只关注绿色效应的“遵规成本效应”或者“创新补偿效应”,显然这是有偏的。因此论文同时考虑环境规制的遵规成本效应和创新补偿效应,对其效应程度进行分解,并得到环境规制的综合效应,为理解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作用特征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2）还分析了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效率双边效应的时空特征及变动规律,弥补了现有文献的不足;（3）论文从政府经济支持、政府法律支持、产业结构优化、技术创新投入、双向FDI等机制,揭示了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影响的传导机制,填补了二者之间的相关理论。（4）从空间异质性角度分析了在不同的地域中介和调节机制的相异,进一步填补了空间视角下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效应的影响。通过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异质性分析,可以很好的了解到地区间的传导机制有哪些,以及可以找寻到在此过程中各地区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针对性建议,为实现高质量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