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11日,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在墨西哥城签署了修订后的被称为《北美自贸协定》在21世纪2.0版本的《美墨加协定》。新协定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之一便是对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的调整变革。本文将结合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变革的背景,在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发展趋势、《美墨加协定》下的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的具体规定、特点以及给中国带来的启示及应对等几方面展开论述。第一章概述了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发展趋势,在国际社会从诞生到蓬勃发展,再到世界各国对该制度的质疑及改革调整诉求,以及国际社会现有的部分改革尝试。现存的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存在着诸如仲裁裁决不一致、偏袒投资者而忽视东道国利益、投资仲裁固有的程序缺陷等弊端。基于世界各国对如何变革该机制存在着不同的立场,国际社会出现了诸如“改革派”、“改良派”及“拒斥派”等派别,力图对现存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进行变革。第二章主要介绍了《美墨加协定》中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一个突出特点,即“三国四制”的多元化机制安排,以满足三个国家的不同利益诉求。这一部分主要分为三小节,第一小节介绍了《北美自贸协定》对三国直接投资的影响以及相关的投资仲裁实践情况;正是由于投资仲裁实践对三国产生的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第二小节将结合美墨加三国在近年来对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尝试,探讨三国对改变《北美自贸协定》下的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的不同诉求;由于各国诉求不同,因此新协定允许加拿大与美国之间选择退出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因投资者所处领域不同,而在附件中对投资者范围、提请仲裁的争端类型以及相关程序安排有不同的规定。第三章将重点放在《美墨加协定》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特别规定上。这一部分主要分为三节,第一节集中论述新协定对非市场经济国家投资者利用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权利的限制以及此项特别规定的目的。此外,该节也将讨论此种特别规定对缔约国与第三国非市场经济国家签订自贸协定的自由的限制,并探讨此项规定的目的。第二节则在研究完相关国际组织及美墨加三国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判定的依据及标准后,指出《美墨加协定》赋予三国依据国内贸易救济法判断第三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具有任意性,将政治因素包含在判定标准中的实践更是将第三国及其投资者置于不利地位。第三节则将重点放在此项规定的影响,具体包括对缔约国、第三国的影响,以及对国际投资法律制度的影响。由于近年来的投资仲裁实践给美墨加三国对包括环境保护、劳工利益保护及公共卫生等在内的公共利益的规制权产生了影响,因此文章第四章将探讨《美墨加协定》中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在平衡投资者保护和东道国规制权维护上所做的努力。《美墨加协定》通过限定投资者范围、限定可以提起投资仲裁的争端类型、适当扩大当地救济的比重从而在维护国家规制权与对投资者的保护之间达成平衡。文章第五章将着重分析《美墨加协定》给中国带来的启示及可能的应对方法。首先,在签订多边自贸协定过程中可以效仿《美墨加协定》的多元机制安排,平衡各方利益,以满足各缔约国的利益诉求,并做好条约更新时的衔接机制安排;其次,针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特别规定,中国应当积极应对,完善市场制度,以在对外贸易中获得更大利益,对在外的中国投资者提供更多保护;再者,在今后签订双边投资协定或者自贸协定的过程中,注意适当限制可提起仲裁的争端类型范围,加入适当的仲裁前置程序,以保障我国对公共利益的规制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