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制度是一项重要的社会制度，其变迁过程既是社会发展的表现，同时又会影响社会的变迁，因此成为社会学界长期关注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赘婚”作为一种婚姻形式古已有之，在描述古代生活和现代生活的众多作品中都有过对“赘婚”的刻画。但相较于主流的“嫁娶婚”，赘婚在中国传统社会里较为少见。　　然而，近年来，赘婚在我国的一些农村地区特别是在一些城镇周边的近郊村落成为了一种流行的婚姻形式。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分析，但主要局限在统计描述层面，对于突然流行的赘婚没有做出系统深入的分析，尤其欠缺对于赘婚流行的原因分析。现有的研究无法回答“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比例很低并且被家庭视为最后的选择的赘婚为何会在当今某些农村地区突然流行”这一核心问题。本文围绕这一个核心问题，通过个案研究的方法，以浙江福村为例，对城镇化进程中近郊村落赘婚短期流行现象及其社会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　　本研究发现，调查村落的赘婚流行情况有其特殊性，与城镇化进程和城镇化政策密不可分的，呈现出赘婚短期剧增的暂时性流行特征。短暂流行的赘婚与传统赘婚明显相区别，在婚姻目的、择偶方式、婚姻规则等方面均形成了自身丰富的特点:缔结赘婚的目的是利益保护和增加财富;择偶方式更偏向于自由恋爱、择偶条件多为注重赘婚当事人的相互满意和赘婿的致富能力;赘婿无须更改其姓氏，赘婚子女多跟随招赘女的姓氏，但也出现了“次子回宗”的现象;在家庭中赘婿拥有继承权和家庭权力，赘婚夫妇需要赡养双方父母。　　福村流行的赘婚在内涵上更加接近与现代嫁娶婚，具有显见的现代趋向，是一种新型赘婚。　　研究发现，赘婚剧增的根本原因是城镇化过程中的特殊政策，由于政策依据传统婚姻关系来调整利益分配，独女户村民为维护和扩大城镇化利益，通过赘婚实践赋予女儿获得利益的权利，致使赘婚在福村急剧城镇化特定阶段内短期流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婚姻规则与婚姻观念的现代性转变，近郊村民的经济水平，则为福村赘婚流行提供了基础和条件。正是由于特殊政策导致福村赘婚短期剧增，从这个意义上说，福村的新型赘婚是一种“政策性赘婚”。这一婚姻形式变迁，势必引发一系列意想不到的社会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