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农民工的主力军，在“融不了大城，回不了村”的现实境遇下，他们何去何从？这既是农民工市民化研究需要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又是一个需要解释的理论问题。目前对农民工市民化的研究在理论解释上，呈现结构主义与个体主义相互割裂的状况；在实证阐释上，有些研究忽视了农民工群体发生了代际更替和代内分化等新的市民化现象，有些研究忽略了农民工市民化外部结构的差异性和内部主体的能动性，使得以往对农民工市民化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显得有些静态化、片面化。新生代农民工是一群有自我意识和行动能力的主体，正在实践中积极探索市民化的出路，由大城市回流到户籍所在的中小城市，在打工积累的基础上转向自主创业或正规就业，从而实现市民化的目的，笔者称这一现象为新生代农民工“回流式”市民化。这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市民化过程中的能动探索实践，因此，需要研究者分别考察其外部结构因素和内部主体因素，也需要关注两种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更需要研究新生代农民工如何在适应外部社会结构和利用内部主体因素的实践中能动地实现市民化。为此，本文基于对G市X县已“回流式”市民化的市民（原新生代农民工）的个案调查资料，运用结构化理论视角对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准入、就业或创业、子女教育与家庭、婚姻维系等主要领域的市民化能动实践来呈现新生代农民工回流式市民化的机制。通过本文分析，认为城市经济发展、城乡之间的客观生活差距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外部结构牵力；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对城市生活的向往、改变农民身份的意愿及个人能力的提高是市民化的内在驱动力；家本位文化惯习是内外因素贯通的纽带；外部结构的支配性规则的制度安排、配置性资源的经济环境、表意性规则的舆论态度等在不同类型城市间分布的差异性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了市民化地域选择的空间，他们在自身的市民化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城市适应等基础上能动地反思与探索市民化的可行路径。新生代农民工回流式市民化是外部结构与内部主体因素二者互动的结果。本文尝试通过建构一条由行动主体实践探索的“接替－融入”的市民化路径，其不仅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解决，而且有助于城乡一体化战略的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