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采用历史和结构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对王国维游戏观的历时性史学梳理和共时性结构考察，揭示了这一观点的理论内涵及其价值意义。全文主要从三个方面具体展开论述：首先，通过对王国维游戏观生成的历史语境、思想来源以及历史演变的探讨，初步勾勒出这一观点的历史轮廓。王国维的游戏观是在中国近代“西学东渐”的历史语境中生成并发展起来的。在这一过程中，王国维吸收并借鉴了康德、席勒、谷鲁斯等西方学者的游戏理论，并结合对中国传统文论的相关思考，提出了独具特色的游戏观点。这一观点历经了萌芽期、发展期、深化期及实践期四个发展阶段。其次，通过对王国维游戏观内容结构方面的分析，有效地阐明这一观点的理论内涵。王国维是分三个层面来构建他的游戏观的：其一，艺术起源方面，王国维认为艺术和游戏一样起源于人类的剩余精力；其二，艺术性质方面，王国维将艺术的根本性质归结为超功利性，这也正如人类在游戏活动中不以实际利益为目标，单纯地追求精神上的愉悦与自由；其三，艺术功能方面，王国维认为，艺术既具有审美娱乐功能，又具有审美教育功能，能够在让人在游戏式的轻松愉快之中接受美的教育与启迪。王国维从来没有脱离过文学艺术来空谈游戏，因此，总的说来，王国维游戏观的理论内涵在于：通过游戏概念来表达他对艺术独特的认识与理解，在这一过程中，游戏是手段，艺术才是目的。再次，通过对王国维游戏观进行一分为二的辩证分析，揭示这一观点所具有的历史价值，同时批判性地对其不足予以反思。王国维游戏观的历史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这一观点有助于文学艺术摆脱政治、道德的附庸地位，赢得自身的独立自主，是对中国文论“文以载道”传统观念的一种挑战与突破；另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之精神意识觉醒，要求在艺术活动中尊重个体生命价值，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在“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压倒一切的社会形势下，王国维以游戏的方式提倡文艺的独立，在很大程度上陷入了唯艺术论，不利于文艺社会现实功能的有效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