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之后,电子信息技术如5G、云计算等对国际贸易产生了新一轮产业变革,加之2019年新冠疫情对线下经济的冲击,使得大部分贸易流程都被搬到线上举行,使得数字贸易相关的增长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增长点。虽然全球经济危机持续不断,但是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的以GATT和WTO的多边机构推动下的贸易自由化进程已经使得全球贸易成本显著下降,贸易全球化已经成为各国的国际交往的共识,所以即使多哈谈判打击了全球化的进程,但是众多FTA协议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作为贸易协定的最小单位,FTA承载了许多大型贸易协定难以触及的最新议题,可以为经济的全球化进行全方位的补充。因此新兴的数字贸易协定也依然以FTA作为谈判的主战场。但是由于数字贸易在全球的发展并不平衡,各国在数字贸易规则谈判中有不同的利益主张,随着涵盖数字贸易规则的FTA数量快速增加,全球数字规则治理的碎片化、分裂化的特点就通过不同FTA中数字贸易规则质量的异质性展现出来。虽然签署FTA对贸易成本的影响多数学者早已有所研究,但大多仍将签署FTA作为虚拟变量来考察。事实上,FTA的质量具有显著的异质性,仅仅作为虚拟变量并不能深入了解数字贸易规则对贸易成本的影响程度。因此,本文采用了 FTA数字贸易规则的深度和广度两个角度,考察其对贸易成本的影响。本文研究了目前与中国签署涉及数字贸易规则的17个伙伴国在2000年到2018年间签订的FTA数字贸易规则对双边贸易成本的影响。第一章的绪论介绍了研究背景和意义,以及对现有文献中有关数字贸易规则、贸易成本以及规则对贸易成本三类文献进行梳理。第二章的理论基础包括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影响机制从三个方面进行阐述:一是规则的制定可以简化交易的全流程进而降低贸易成本;二是以降低贸易摩擦为桥梁,双方通过签订FTA规则可以降低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增强两国信任,构建更紧密的双边关系,同时建立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进一步降低双边贸易成本;第三是规则通过制度层面的融合和协调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贸易冲突中难以调和的部分,并拉近了缔约国之间的制度距离,也能够极大地降低区域间的贸易成本。第三章的发展现状分析,包括中国数字贸易规则的发展演变和展现出来的特点以及中国双边贸易成本的动态演变。第四章为实证研究,从数字贸易规则的深度和广度两个维度进行测度,同时还将贸易成本划分为整体、农业和制造业进行分样本回归。第五章是结论与政策建议。本文主要的研究成果为:（1）目前中国的数字贸易规则偏向保守,注重电子商务规则和国家安全的保障;美国数字贸易规则谈判的核心是强调数字的自由性,反对一切控制行为;而欧盟介于中国与美国之间,认同数据的自由流动,但是强调个人的隐私和国家安全。（2）中国FTA数字贸易规则深度和广度对双边制造业、农业和总贸易成本均会产生显著负向影响,但是数字贸易规则广度的影响程度相对深度而言较弱。（3）多边体制下的WTO等全球性机构依然在国际贸易中承担着重要的协调者作用,不可忽视。本文的主要创新点:（1）数字贸易规则对整体贸易成本的影响这一课题目前鲜有研究,因此可以对现有理论进行补充。（2）本文构建数字贸易规则的深度和广度指标衡量数字贸易规则质量,从多重角度证实贸易规则的质量对贸易成本的影响;还从整体、制造业和农业三个层面对贸易成本进行细分研究。而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1）目前中国的FTA中涉及数字贸易规则较少,所以样本数据有待扩充。（2）未能对数字贸易规则对贸易成本影响的“黑匣子”进行细化分析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