咏物诗在南朝的萌芽、成长、繁荣是与文人集团的游宴活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见咏物诗发展的轨迹。刘宋时,山水诗兴起,并始出现以祯祥入诗的情况,表现了“物”的价值在诗人眼里已开始发生变化。但其时游宴赋诗仍是以礼乐教化为归目的,限制了咏物诗的出现;入齐后,西邸文人探讨诗歌理论、进行诗歌创新,“物”作为永明文人们借以尝试新的文学形式的适当诗材而出现了集中写作的现象,并在即席写作的作用下,确立了咏物诗的基本要素及其独有的“三部式”模式,为咏物诗在游宴中的存在和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在宫体诗人的推动下,咏物诗大盛,它的题材不断扩大,形成了无物不可入诗的局面。随着诗歌新变的深入,其模式和意境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南朝咏物诗的发展始终与游宴相伴,因此,游宴的环境实际也是诗歌竞技场。由于文人地位、关系、诉求的不同,他们创作时的心态也有意或无意地映射到诗中,进而影响其创作时的构思、技巧的运用以及对咏物诗基本模式的化用,从而形成“等万物之情状,而下笔殊形”的状态。产生于南朝游宴中的咏物诗固然有其不足和缺陷,然而,诗人们在以此为范本所进行的学诗、比诗的文学活动中表现出的对诗歌技巧的运用和积累,以及对“物”与“我”、“物”与“意”关系的处理都逐渐接近唐诗,并为唐朝咏物诗的出现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