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佛教兴盛推动了其实体寺院的发展。作为佛教中国化的显著特征,唐朝寺院经济与中央封建集权制社会相伴而生。唐朝寺院经济的膨胀不仅来源于寺院自身竭力摄取社会财富和资源,更依赖于统治者给予的诸多特权,其中就包括税役蠲免权。尊享封建特权的境遇在客观上也使唐代寺院成为投机营利、逃税避役的渊薮。唐代寺院与国家争利的行为触及国家税役基础的稳定以及社会的发展,因而遭到社会其他阶层的批判。与此同时,唐代寺院的世俗化发展以及寺院经济的膨胀也使寺院成为封建地方官员私征摊派的对象,对寺院的征税和征发军役逐渐成为常式,尤其在敦煌地区寺院僧侣更是承担世俗税役和寺院劳役的双重义务。寺院税役征收是在唐朝税役体制改革背景下进行的,两税法之后,税役据地而收,寺院的土地扩张亦需承担封建义务,所获利益空间范围压缩,也使得寺院经济无法像前期那样膨胀式发展,渐趋稳定,尤其是武宗灭佛后,佛教遭到重创,其内部宗派开始出现消长,禅宗成为佛教的主要宗派流传,佛教一改之前的传教形式,与世俗关系开始在反思中寻求新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