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至春秋时期,安徽江淮地区存在着多个小方国,统称为群舒。群舒作为安徽古方国中荦荦大者,在周边大国夹缝中生存,屹立五百余年,在安徽江淮地区创造了灿烂文化,对江淮地区早期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推动作用。对于群舒的研究,成果丰硕,许多专家学者对群舒起源,地望,军事,外交都做过许多研究。在考古学方面,对该地区发现的青铜器,陶器,居址遗迹等都有一定研究,尤其是该地区发现的具有典型地域特色的青铜器,如牺首鼎,曲柄盉等,都有大量研究。但是,对该地区发现的陶器研究较少,尤其是陶豆,目前尚未有人对该地区两周时期的陶豆做过专题研究,因此,本文选择安徽江淮地区两周时期陶豆作为研究对象,具有一定的创新性。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为陶豆,历史上群舒诸国的活动范围主要在今六安,安庆,合肥一带,但是为了研究该地区与周边地区的文化交流,所以本文研究的地理范围扩大到大到整个安徽江淮地区,即南至长江,北至淮河,东至苏皖边界的广大地区。研究目的主要是探究该地区两周时期陶豆的演变情况和该地区与周边地区文化互动交流状况。文章第二部分对安徽江淮地区商周时期主要遗址和墓葬进行了梳理,主要挑选了出土陶豆数量较多的遗址进行重点研究,因为霍邱堰台遗址地层堆积丰厚,出土遗物众多,年代自西周早期至春秋中期,中间几乎没有中断,尤其是该遗址出土了大量陶豆,数量达84件,所以,本文以霍邱堰台遗址为标尺,与该地区各个重要遗址发现的陶豆做对比,找出各个遗址之间相对早晚关系,并对该地区发现陶豆的形制,装饰特色等有一个初步了解。文章第三部分通过与河南信阳地区,鄂西北地区,鲁东南地区,皖南地区等周边地区同时期遗址出土的陶豆进行简单对比,找出其形制和装饰风格的异同点,据此推测该地区文化与周边文化存在着密切的互动交流。通过以上的对比研究,可以看出,该地区陶豆不仅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同时也包含着不同的文化因素。主要有商文化因素,中原周文化因素,吴文化因素等。并且这些文化因素随着时间的变化所占比重也有所不同。西周早中期,中原周文化因素占主要地位,此时西周国力强盛,江淮地区尽为西周势力范围,土著文化因素所占比重较小,同时该地区发现的少量器物具有晚商文化因素。自西周中晚期开始,西周国力日益衰弱,无力控制江淮地区。此时,该地区的土著文化发展迅速,出现了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器物,如曲柄盉,折腹簋,牺首鼎等。自春秋早期开始,楚国和吴国日益强大,开始了对江淮地区的争夺。此时,该地区地方特色文化因素逐渐消失,许多器物带有楚文化和吴文化的因素。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群舒诸国尽被楚国所灭,土著文化因素消失殆尽,楚文化因素在江淮地区占据主要地位。最后一部分,对群舒族群来源进行了探讨,首先,对于群舒族群的来源,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群舒族群来源于东夷,另一种观点认为群舒族群主要是当地的土著居民。本人倾向于第二种观点,论据的主要思路就是如果群舒族群是来源于东夷,那么在同时期群舒故地就应该有类似器物的出现,通过王迅先生的观点的分析,认为在同时期的安徽江淮地区,有相似器物的发现,但是数量很少,并不具有代表性。但是群舒族群是否来源于当地土著居民,还需要更多的考古材料来证实。最后,本文对陶豆的功能和装饰进行一些探讨,认为早期的陶豆的造型和繁缛的装饰纹样,主要都是为了实用性。并且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陶豆不仅作为生活中的实用器物,更具有祭祀以及象征地位身份的作用。同时,墓葬中也发现大量的陶豆或者青铜豆作为陪葬品,也说明了陶豆的重要性。以上研究,对安徽江淮地区两周时期陶豆的发展演变有了比较系统的认识,并且对群舒族群的来源,陶豆的功能和装饰进行了一些探讨,希望能够对相关研究有一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