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商务和电子医疗行业的兴起、各类新型产品对个人信息的收集与利用,无一不引发大众对于个人信息保护的担忧。而随着大数据处理技术的更新,个人信息利用场景的增加,个人信息的财产属性越来越凸显,使得个人信息更加容易受到侵害。《民法典》将个人信息规定于人格权编,《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的公布,都是对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的完善,但均未对侵害个人信息的侵权责任做出详细规定。本文主要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是解决个人信息侵权的基本问题,其次是对侵权的构成要件进行研究,最后是分析侵权认定后的责任承担问题,整个文章探究的是在侵权责任体系下,对个人信息如何进行保护。第一章对于个人信息侵权基本问题进行研究,包括对于个人信息的界定、个人信息侵权的特点与个人信息侵权与隐私权侵权的区分,首先,通过分析最新的《草案》与其他法律法规对于个人信息定义的差别,明确个人信息的法律定义,并对个人信息的“可识别性”进行解释,来更加精确地界定个人信息,并明确个人信息人格权益这一法律属性,以便明确后续可适用的法律保护制度。其次,阐述了个人信息侵权范围广、形式多、救济难的特点。最后与隐私权侵权进行区分,明确二者在认定上存在不同的免责事由,在救济上隐私权可以适用人格权请求权与人格权禁令等制度,而个人信息不能适用,并对司法实践中面对信息侵权案件,如何进行区分、如何进行归责进行详细阐述。第二章是对于个人信息侵权构成要件的论述,分别从归责原则、行为、结果、因果关系四个方面进行分析。首先,对于归责原则,通过案例对我国司法实践中归责原则的适用进行总结,发现司法实践中仍然是以过错责任原则为主,少量案件中兼顾了公平原则来进行归责。目前学界较为支持的有两大个人信息侵权归责体系,其中三元归责体系更加具有优势。其次,对于侵权行为,通过案件的梳理,侵权行为可以归纳为不当收集、不当利用和不当管理三种类型,如何界定行为的违法性分两步走,即第一步界定侵害的客体是否为法律上的个人信息,第二步判断信息处理行为是否合法,主要判断什么情形下认定为同意,以及界定合理使用应考虑的因素。再者,对于损害后果,损害后果的形式包括物质性损害与非物质性损害两种形式,个人信息侵权后果中,非物质性损害是主要表现形式,这类损害实践中很难被认定,故可以考虑只要能认定侵权行为,就应当认定非物质性损害的出现。最后,对于因果关系,目前因为因果关系证明标准高、诉讼双方地位不平等的原因,导致因果关系举证难,实践中可以适当降低因果关系认定的标准,并采取法院协助取证的模式,来解决这一问题。第三章是对于个人信息侵权责任承担的论述。首先,依据《民法典》1036条规定,个人信息侵权存在两类不承担责任的情形,分别是信息主体同意和合理使用,其中信息主体同意,主要是知情同意原则的适用,目前我国知情同意的适用存在困境,可以考虑将场景风险原则进行引入。合理使用,包括为维护公共利益和合法权益而使用,以及使用已合法公开的信息,要准确界定公共利益、合法权益、合法且公开这三个概念。其次,个人信息侵权责任承担的形式包括非财产形式与财产形式两种形式,其中非财产形式责任承担即停止侵害、赔礼道歉等,财产形式责任承担即损害赔偿,包括物质性损害赔偿与非物质性损害赔偿。最后,非物质性损害是否可以赔偿,存在两种观点,即一种认为只要存在侵权行为即可赔偿,另一种认为需要综合认定损害后果的严重性与客观性。非物质性损害的计算除了明确应考虑的因素外,还可以设定不同的赔偿区间,以及设定一个最高赔偿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