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力提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口号下,农村社区发展再次被人们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作为改变农村面貌的直接方式,农村教育也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近年来,我国对于乡村教育的研究已经大有进展,尤其是部分学者从社会学、人类学的角度来审视中国乡村教育的发展与去向,成绩显著。然而,我国地域广阔,东部、中部、西部的乡村社区自然地理迥异,社区发展的进程与步伐不一,乡村社区面临的问题与困境必然也有差异。本研究试图解剖中部省市的乡村社区,并集中探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在现代化历程中,中部省市乡村社区的发展轨迹是怎样的?与东部、西部乡村社区相比,它有何共性与差异性?二是在社会变迁过程中,乡村教育的发展历程又如何?与东部和西部相比,它面临哪些不一样的困境?三是在乡村社区及其教育的发展历程中,国家扮演怎样的角色?国家权力向乡村社区渗透的方式与途径是什么?学校又是如何应对国家与地方权力的渗透?为了解决以上问题,本研究选择湖南大金村作为田野点进行人类学考察,在丰富而详实的田野调查基础上,将大金村的学校教育置身于广阔的社会、文化、历史、经济制度中来审视,并从交换理论的视角来探讨教育与社区、国家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本研究认为,在过去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大金村的教育经历了从清明民国时期的“族塾义学教育”,到集体经济时代的“普及小学教育“,再到改革开放以后的“跳农门教育和义务教育”,最后到现在的“免费教育”。1949年前大金村族塾义学虽然是在官方倡导下,但却是在地方乡绅、村落精英的支持下出现和发展的,但自从设立族塾义学以来,大金村李氏宗族一直将教育的意义同宗族的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最后成了维护和强化李氏宗族权力的一个有力工具。“全能型社会”时代,国家政权对于乡村社区的强势渗透导致乡村学校在生存与发展上依附国家权力与政治环境。全能型社会解体后,国家政权失去了控制乡村的经济基础,与此同时,国家权力在乡村社会中转移,学校开始成为国家权力的“象征”,乡村学校成为深入村落的国家机构,并在乡村背景与乡村社会中就显出一种不可替代的身份。近十年来,农村社区逐步衰落，乡村社区普遍处于一种无根状态。随着乡村社区的无根化,当代乡村教育也处于极其迷茫的状态,乡村学校更是被置于“县乡村三不管”的尴尬境地。总之,透过近百年来大金村及其教育发展的历程,本研究得出以下基本结论：第一,学校与社区、国家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国家文化与地方性文化”的冲突与对抗关系,三者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基于权力基础上的对有限资源与空间的共享、交换与争夺；第二,学校与社区互动的前提是彼此之间有可以交换的资源。半耕时代的乡村学校,教育资源贬值、教育质量下降、教师权威撤销、教育的社会功能和个体功能弱化。——乡村教育必然处于“悬置“的尴尬境地；第三,如果说20世纪80-90年代,乡村学校曾扮演过“村落中的国家”形象,如今的乡村学校更多扮演着“村落中的集市”形象。学校成为“资本”、“服务”、“商品”的集散地；第四,当代乡村社区“无根”状态的主要原因是在乡村社区传统价值体系失落,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建立,社区处于多元价值冲击下的混乱状态。当代乡村教育主要任务是如何加强信仰教育,重建乡村社区的核心价值体系。此外,针对当代乡村教育的危机状况,本研究建议：第一,社会各界要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乡村社区与乡村教育的发展方向,重新建构社会转型中的乡村教育发展模式；第二,各级政府要加大力度,采取切实可行的乡村学校管理体制,避免乡村学校管理中出现的主管部门缺席的现状；第三,在农村基础教育中,加强地方性知识传承以及乡土文化教育,在多元文化理论背景中重新构建农村教育的课程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