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西方翻译研究发生“文化转向”，跳出了语言学研究的藩篱。社会文化因素对翻译的操纵引起众多翻译学者的关注，翻译研究的“操纵学派”应运而生。该学派的代表人物勒菲弗尔在多元系统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改写理论。他指出翻译是对源文的改写，而所有改写都是特定社会中的某种意识形态和诗学以某种方式对源文的操纵。改写理论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具有很强的解释力。 意识形态和诗学对翻译的操纵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译文层面的操纵，即通过与源文的对比，分析译文增删、改写现象，以此说明译入语意识形态和诗学对源文的操纵；二是译文之外的操纵，体现在翻译的选材，译作的序跋、后记，注释以及发行情况等。两者都会影响源文在译入语文化中的形象和意义，而翻译界对此类研究的关注点大多集中在前者，译文之外的操纵往往被忽略。 本文以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为框架，以王尔德的著名喜剧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的三个中译本为例，从译文之外的四个层面，即选材，译作的序跋和后记，注释，以及发行情况分析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社会文化系统中的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对翻译文学的操纵。通过对比研究，作者得出：相对于文本层面的操纵，意识形态和诗学对译文外操纵的影响更大，更深刻，因此必须对其加以重视。只有将译文之外的操纵与译文层面的操纵结合起来，才能较全面的分析特定时期特定社会中文学翻译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