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来说，明清之际是“天崩地裂”的大变动时期，这一时期不仅有满人入关、明亡清兴，改朝换代这样的大事，还有西方文化的传入、基督教的入华，也是在此时，中国传统思想第一次与西方思想相遇。随之而来的有徐光启的入教，天学、算学、地图、自鸣钟的传入，还有一整套与之伴随而来的宇宙观念、思维方法、宗教信仰。然而这一切只是一种表象，尽管传教士们曾经雄心勃勃，基督教最终还是未能融入中国文化。本文即是通过基督宗教在中国从接受到反对直至被禁止的过程，来探讨它何以始终只能徘徊在中国文化的边缘，而无法深入其中。 在传统中国，文人士大夫一直都握有社会的话语权力，因而基督教入华所引发的种种接受与反对的声音，多来自他们那里。所以本文选取了这一社会阶层作为研究对象，通过了解他们当中的皈依者与反对者的不同声音，试图寻找导致两种文化隔阂的缘由。 基督教入华恰逢明末的动荡年月，在一个被理学窒息的时代，士大夫阶层发生了严重的精神危机，而基督教义的新鲜之处正能吸引一部分思想前卫的文人。且耶稣会士以科学技术为立足点的学术传教策略，“以学术收揽人心”的方针，与反理学的文人士大夫们“经世致用”观点合辙相吻，必然得到他们中一部分人的认可和接受。特别是利玛窦引经据典地将天主教的宗教教义与儒家理论进行比附、调和，试图说明二者之间本是同宗同祖、根源相通的，更得到这些人的认同。但随着对基督宗教的逐步了解，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已开始了解儒学和基督教二者的差别，并开始意识到基督信仰对儒家信仰及现存秩序的破坏力。而礼仪之争的发生，它试图撼动的中国社会的基本价值观，使得它皈化中国人的意图走向了失败。 然而也许和传教士们的本意相违，他们似乎在另一方面影响中国人更多一些。此即西学。不论是皈依者还是教外文人，很多都对西学表示了或完全或有所保留的赞同。此时虽然中国文化已经与西方文化正面遭遇，但中国文化的根基尚很稳固，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思想依然能够控制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因此，这个时期的中西文化会通不可避免地只能在“西学中源”的观念指导下进行，因为笃信“用夏变夷”的中国士大夫当时很难作出“西学中源”之外的答案。所以，尽管西学也曾影响了清代的实学，但那只是技术性的，中国人接受的只是法而非意。 基督教在明末清初的际遇表明，传教士尽管遇到了同情者，一批中国文人士大夫对西方传教士跨越大样传来的天学能与自己的传统相合而感到欢欣，但他们对基督教的理解却因自身的文化基因而流于肤浅;而更多的保守知识分子坚决谴责西学，认为这些异端邪说有违中国的社会、政治、道德秩序，追求在两种精神文化中划清界限，将外来西学赶出中国。纵观基督教明末清初在中国所走过的历程:接受—反对—禁止，不难看出，从始至终，基督教始终未被中国人真正理解。